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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封家信
2008-9-6
星期六(Saturday)
晴 |
自进入网络时代后，自己的纸笔，已全然退化。平时给亲友所写的书信，几乎都为电子邮件。
自然，也为同样的原因，我平时也很难能收到别人的亲笔信了。我住所的邮箱，除了时不时有一些广告垃圾之外，可以说乏善可陈。每天经过邮箱，我基本不看。
但非常意外的是，去年圣诞节的那天，在我住所的邮箱，却收到一封家信。
信封上的笔迹，熟得不能再熟，那是我姨父的墨迹，疏朗，飘逸。信封的左上角，清晰地写着寄信人的名字：“周殿芳”，那是我的小姨，我母亲的妹妹。
忽接一封来自美国加州的书信，那一刻，我多少有些惊讶。那信封，那墨迹，那邮花，也似乎在唤醒我一种久违的记忆。
去年的8月，在武汉的小姨和姨父，因要去美国看他们的女儿，路经北京。他们的行程太紧，故我只在机场，与他们匆匆见了一面。他们去美国后，海天远隔，即很少再有联系。时隔数月，忽接此信，确在我意料之外。
打开信封一看，内有二信：一封是我小姨写的，一封是我姨父写的。另外，还夹有几张剪报。
小姨和姨父，五十年代都毕业于华中师大。他们二位，在武汉从教多年，都可以说是武汉资深的中学语文教师。
当年，我们一家在长沙，他们一家在武汉，一湖之隔。自我少小记事之日始，我的父母与他们，即频相往来，音书不绝。
而且，我从小父母就给我一“特权”：凡家中来信，无论是谁写来的，我都可首先“过目”。
我父母这样做的理由是：多看别人写的信，才知道怎样写信。
因为从小经常读到姨和姨父的来信，应该说，我的成长，与他们有很深的关联。也可以说，我是看他们的信长大的。
或受益于外祖父家风的影响，印象中小姨的书信，字里行间，总有一缕书香，诗情盎然。
可能与我从小有这样的经历有关，直到今日，我一直喜欢读别人的书信。那种见信如面的感觉，确很难在其它的文字中找到。
每次搬家，有很多旧物我都一弃了之，唯独有一大袋私人旧信，总难舍难弃，珍爱如宝。
一封家信，本为一种私人文本，不足与外人道也。但我以为，正是这种文本，恰好能照见一个人的内心，并折射出他的往事、经历、时代和家国情感。
因此，我想借此文将我小姨的这封家信抄之如下，也算是在我的博客中，留下一个纪念。
洪声、香妹子贤伉俪：
京都一晤，机场一别，恍惚间竟到了岁晚。在这异国自感恩节便已开始的绵延一月的节日高潮氛围里，扯不断的思亲念亲的乡愁也油然升起。在众晚辈中，数你们一直亲近着中国文化。尽管你们置身商海，但骨子里却浮游于文学的梦幻，沉湎于跨越时空的求索。读着你博客中的文稿，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怀旧气息和思辨之美，甚慰我心!行色匆匆，加之姨子短于言辞，每次都未能畅谈，此次归国回思起来，最大不足莫过于此!其次便是未能见到你们那一双优异可人的宝贝!
新岁即将降临，除了深深祝福你们家境财运旺发之外，特寄浪迹海外谪人---耶鲁大学苏炜（学者、作家）长文系列，陪伴你们的年节。愿我祖邦传统文化之精髓和代代士人才子的襟怀风骨，代继有人!也许是姨子孤陋寡闻，跟不上时代，我在这边每读到这样宏博的文章，都激奋不已，是心灵的净化与升华。也许你们在网上能读到多得多的雄文巨制，我的此举显得多余，但我其实是想奇文共赏。况且洪声曾要求我写点你辈有生之初乃至往昔共和国风云的回忆，那得在我书稿完成之后才有余力，而且不知迟滞到何等的田地，眼下先借花献佛。此文亦是你所未历的时空的见证者，虽是中年人，但和你的父辈有共同的遭遇，他能将自己的不幸遭遇融入深厚的文化底蕴，尽得迁客谪人们的宝贵精神遗产，这正是你们探索历史时空的真谛，不知贤侄伉俪以为然否?海外这样的奇文常令我耳目一新，确是思想自由飞翔者方能为之，绝非戴着镣铐之舞者所能企及于万一也!我也带回去一些，曾给小舅看过，他太忙直到临走时才还给我，你若喜欢，我要李耘去书房找到寄给你，如果网上看得到，就不必多此一举了。
听李耘说你们要外祖父四十首诗油印件，我记得上次来美之前用大信封寄还给二姐了，但事过境迁，记忆模糊，又不敢确认。因为你妈叮嘱过仅此一份，用过要寄还，选登于《新国风》上的约在2001-2年。
遥祝圣诞、新年快乐!
姨2007.12.10
收到姨父和姨的信后，几次想回信，竟每每难以下笔。一直到今年的5月，方才作复。那么，也借此博客，将我的回信一并抄上，以表达我的感激。
姨父、姨：
还是在去年圣诞节后收到您们的信，然忙忙碌碌，竟拖到今日方复，失礼之至，罪莫大焉。
其实，这笔信债，一日未还，则一日难安。迟迟未复，不仅是因为忙碌，而更确切地说，是因为我读信后似觉一时失语，百感交集，却殊难言表。
收到您们寄自万里之外的亲笔信，我很感动。特别是看到您们熟谙的笔迹，那种亲切感，更是油然而生。记得少小住在湘农新村时，我们家就常收到您们的信。您们可能有所不知，那时只要从邮递员手中接到您们的信，我们家第一个拆开信封读信的，就是我。可以说，那时您们给我家的信，我几乎无一未读。
应该说，您们那时的书信，也在无形中，影响到我的成长。在那个贪瘠的年代，我常常能于您们的字里行间中，感受到温暖的亲情，和您们对国家的忧思。您们的文笔之美，书法之美，也深深的感染了我。如果说我今日还能写一些文字，则毫无疑问，当得益于您们往日的书信。
当然，更让我深铭不忘的，仍是您们数十年对我的慰勉、关怀和帮助。尤其在当年艰难的时日，您们给我们小辈的点点滴滴，我一直难以忘怀。姨，您还记得吗?在我小时候，您带我到长沙桂香斋吃馄饨，手头同样拮据的您，那时却那样慷慨，让嘴馋的我，竟一口气连吃三大碗馄饨!您知吗?您那时的慷慨，在我的眼中，真若一饭之恩!
贫困的岁月，一直如暗影在内心徘徊。有时，抚今追昔，思及今日富足的生活，恍在梦中。姨，您那时带我在桂香斋吃馄饨时，何尝能够想到，多少年后的今日，您们会安逸地住在美国漂亮的房子里过圣诞节!
早几天过节时，我们带着孩子，到涿州去拜访了扬鉴叔叔。言谈中，他们一家人都特别感念您们的亲情。李萍还特别提及，那时他们常在您们家“中转”的往事。我也笑说，那时，您们在武汉的家，当年可是一个著名的“中转站”呵。远到我父亲这边的亲友，都时常到您们的家中过往。那种情景，真如古人所言：相呴以湿，相濡以沫……
姨转来苏炜的文章读过了，谢谢!海南的东坡书院恰好我也去过，故读此文，特别有会心之感。姨父的文章，也在一一拜读，薄物细故，读之兴味盎然。姨父之书生本色，亦处处可见也。好文自远方来，不亦悦乎?
我们一家都好。岑儿读初一，和儿读小一，同寄宿于一校。发上几张他们的照片，给您们看看。
星虹、旷达及爱女可好?想念。代向他们问好!
暂写到此，容后叙。祝安康!
洪声200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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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洪声 @ 2008-09-06 22:22 评论(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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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的遗书
2008-3-30
星期日(Sunday)
晴 |
近读李敖的《北京法源寺》，不意之中，读到了五篇谭嗣同的遗书。
这五封遗书，是他在戊戌八月九日遭捕之前，写于寓所。写这些信时，他即已准备献身。
人之将逝，其言也真。变法失败后，本可逃生的谭嗣同，却选择了死。其决绝如此，也只有读到他的遗书，方可理解。
不知为什么，谭嗣同的这些遗书，以前竟从未读过。此次读之，方自愧对中国的近代史，有太多的盲区。
而展读之下，对这位先烈的景仰，又更深一层。
我总觉得，中国如谭嗣同这样的人，无论如何，都不应被遗忘。
因是之故，应该将他的遗书抄录如下，以广流布。
第一封信，是写给他密友王五、胡七等：
“变法维新本未期其能成，弟之加入，目的本在以败为成，叫醒世人。真正以为能成功者，大概只有康先生一人而已。皇上是满人中大觉悟者，受我等汉人影响，不以富贵自足而思救国，以至今日命陷险地，弟义不苟生；兄等昆仑探穴，弟义不后死。特留书以为绝笔，愿来生重为兄弟，以续前缘。”
第二封信，是写给他父亲谭继洵：
“不听训诲，致有今日。儿死矣!望大人宽恕。临颍依依，不尽欲白。”
第三封信，是写给他妻子李闰：
“结缡十五年，原约相守以死，我今背盟矣!手写此信，我尚为世间一人；君看此信，我已成阴曹一鬼，死生契阔，亦复何言。惟念此身虽去，此情不渝，小我虽灭，大我常存。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比迦陵毗迦同命鸟，比翼双飞，亦可互嘲。愿君视荣华如梦幻，视死生为常事，无喜无悲，听其自然。我与殇儿，同在西方极乐世界相偕待君，他年重逢，再聚团圆。殇儿与我，灵魂不远，与君魂梦相依，望君遣怀。”
第四封信，是写给他佛学之师杨文会：
“金陵听法，明月中庭，此心有得，不胜感念。梁卓如言：‘佛门止有世间出世间二法。出世间者，当代处深山，运水搬柴，终日止食一粒米，以苦其身，修成善果，再来投胎人世，以普度众生。若不能忍此苦，便当修世间法，五伦五常，无一不要做到极处；不问如何极繁极琐极困苦之事，皆当为之，不使有顷刻安逸。二者之间，更无立足之地，有之，即地狱也。’此盖得于其师康长素者也。嗣同深昧斯义，于世间出世间两无所处。苟有所悟，其惟地藏乎？‘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是辈，今使无余；一王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是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智成就如来是；一王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是。’
“嗣同诵佛经，观其千言万语，究以真旨，自觉无过此二愿者。窃以从事变法维新，本意或在‘早成佛道，当度是辈’；今事不成，转以‘未愿成佛’，‘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自度不为人后，赴死敢为天下先，丈夫发愿，得失之际，执此两端以谋所处，当无世间出世间二法之惑矣！吾师其许我乎？”
第五封信，是写给他的同学唐才常：
“弟冲决网罗，著《仁学》以付卓如，朝布道，夕死可矣！《仁学》题以‘台湾人所著书’，假台人抒愤，意在亡国之民，不忘宗周之陨。前致书我兄，勉以‘吾党其努力为亡后之图’，意谓‘国亡，而人犹在也’。今转而思之，我亡，而国犹在也。我亡，则中国不亡。嗣同死矣！改良之道，当随我以去；吾兄宜约轸兄东渡，以革命策来兹也。临颍神驰，复生绝笔。”
见信犹见其人。这些百年之前的遗书今天读来，也还能感到，谭嗣同的影子，仍如墨夜中的灯火，鲜烈如生。
忘不了他1896年摄于上海的那幅黑白照片。那眼神流露的沉郁、坚毅，恰与他悲壯的遗书，浑然一体。
今日之京城，当年的阴冷、灰暗、肃杀，已毫无一丝。总觉得今日读这样的文字，有异样的刺激。
遗书的文字极简，当为一挥而就。但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这些遗书，都是无可置疑的美文。
五封遗书中，最令人深味的，是他给大师杨文会的信。由此信才可体味，他之毅然赴死，有更高的境界。
前几年到浏阳，特意去看过他的故居“大夫第”，印象至深。
那座旧居，始建于明末。青砖绿瓦，雕梁画栋，庭院深深。面积之阔，多达二千平米。一望而知，是典型的豪门大宅。
谭嗣同当年即是在这里与妻相别，赴京变法。
变法的党人中，其思想之激烈，无人可比。“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 中国近代暴力革命的思想，当源自于他吧?
遭捕的前夜，梁启超苦口劝逃，不从。次日的黎明，命管家大开馆门，品茶，安然待捕。
本可安乐，却选择了艰危；本可逃生，却选择了受难。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何以致此?
非独为忠义二字，更为救中国，救众生。往深一层看，他对世间之苦，怀有慈悲心。
“块然躯壳，除利人外，复何足惜。”其实，奋笔书《仁学》之际，他即有舍身之志。
“我自横刀向天笑” ---这是何等的豪气!不要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恰恰相反，若无热血之志，诗风岂慷慨如此?
“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当引颈就戳的一刻，地藏之语，或深深地激励着他吧?
后据目击者说，谭嗣同受刑之际，死状极惨。刽子手一连三刀，都未将他头颅砍下。监斩见状大惊，遂命将他按倒在地，又连补数刀。
“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但那一年，他才三十三岁。
不要问他的死该不该、值不值。我们太习惯实用主义。但谭嗣同的死，却超越了世间的功利。
他只是以自己的性命证明，他绝非坐而论道。因为他的死，近世积弱的中国，方不致一无希望；因为他的死，方有更多后继的流血者。
高谈理想并不难，而行之者难。知行合一，谈何容易?
记得去青岛，到过康有为晚年的旧居“天游园”。那是一座倚山望海的小楼，原为德国总督副官的宅第。不用说那座小楼的精致和奢侈了，后看到很多资料我才知道，康有为自流亡而始，可以说他的大半生，都未离享乐，钟鸣鼎食，妻妾成群……
这就是“万木草堂”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康有为?这就是“公车上书”振臂一呼的康有为?这就是写《大同书》高谈理想国的康有为?这就是谭嗣同尊之为“先生”的康有为?
我忽然有一古怪的念头：享乐的康有为，声色之中，还记得起谭嗣同的死?
“复生不复生矣，有为安有为哉?”书此联而悲叹的康有为，内心可含有愧色?
而以激烈的《仁学》骇世、并大声疾呼的谭嗣同，却真的是杀身成仁了。知行合一，臻于极致。
敢以生命而践行理想，其气节之高，即便是我们的敌手，也肃然起敬。殉难之后，他的遗诗《狱中绝笔》，在日本被谱为乐歌。
他的死，如一声炸雷，令麻木的中国人，猛然震醒；他的死，若一座丰碑，令无数的志士们，接踵而继。
史坚如、吴樾、徐锡麟、秋瑾、林觉民……那些为救国而舍命的义士们，都曾为谭嗣同的悲壮而深深感动吧？
先烈的血，一百年流淌不止。若非他们的流血，屈辱的中国，何能有今日?
当年的菜市口，如今一片繁华，高楼林立，车流如织。每次路经此地，谭嗣同的影子，都会在脑海不期而至。
但长长的菜市口大街，却怎么也看不到谭嗣同的雕像。
当年的行刑之地，已成为宵夜吃喝之地。一到傍晚，人行道上便铺满了餐桌，烧烤、麻辣烫，热气腾腾，菜水横流……
十字路口的西南角，北半截胡同41号，一座蜷缩在高楼旁的旧院，灰色瓦檐，外墙刚被刷成白色。一棵苍老的古槐，从院中伸出。这座老宅，就是当年谭嗣同最后的寓所---浏阳会馆。
只是，这一在中国具有特殊意义的史迹，今已残败不堪。
大门的外墙旁，停放着破旧的三轮车；一个硕大的垃圾桶，近在眼前。如不是看到门旁墙上有“谭嗣同故居”的字样，还真的会以为，这只是北京胡同中一个常见的大杂院。
因大院内已为民居，我只得小心翼翼地探门而入。在征得里面的一位住户同意后，才进入了院内。
原来宽阔的院落，现已密不透风。胡乱搭建的私屋，将大院切割得七零八落。院内的住家，据说有二十几户。窄窄的小道，自行车东倒西歪。煤灰、污水、盆盆罐罐，到处是脏乱的杂物……
进门的左墙上，还写有一行歪字：拾垃圾、收废品者禁止入内!
一位正在扫煤灰的女人指了指，我这才知道，靠大院西侧的一屋，即为谭嗣同的住所。
门窗紧闭，透过窗户的玻璃望去，里面很暗，什么也不能看清。台阶上充斥着杂物，又脏又乱。门框和窗框，都被涂成了绿色，显然不是原貌。现在的住户是谁，亦不得知。
斑驳欲朽的屋梁，颓坏的老砖，灰暗的石阶……要不是旧迹隐约可见，真的不敢相信，这就是谭嗣同当年的“莽苍苍斋”。
“视尔梦梦，天胡此醉；于时处处，人亦有言。”谭嗣同当年自书的门联，已不复可见。我只能胡思乱想：烈士的遗书，是写于哪间屋?
院落中央的那棵古槐，已完全被乱盖的私屋围住，看不到根。惟见枯槁的树干，孤立无助，伸向天空……
安然待捕的谭嗣同，当年就坐在这大树下品茶么?
见过一篇报道，西屋原存有谭嗣同一幅遗照。1968年，因一场冰雨，被打湿的遗照，最后被住户揉成一团，扔弃到下水道……
英雄故地，已沦落如斯。每欲瞻仰的游人，竟只能望而止步。
浩烈英风，哪还看得见一丝踪影?百年前惨死的壮士，似与这大街无一丝关联了。
此等情景，若在欧美，或在东邻日韩，是不可想像的。
记得以前到夏威夷旅游，就亲眼看到，在檀香山的大街上，竟立着一尊孙中山的雕像。我当时惊讶不已。
韩国著名古楼崇礼门遭纵火焚毁后，我同样惊异地在电视上看到，前去凭吊的民众，不仅是献花，甚至还有人跪在地上，如丧考妣，痛哭流泪。
而我们呢?
早些年在长沙，常爱爬岳麓山。每到山顶，总会去看看近旁的黄兴墓。墓地很美，苍柏环绕，墓碑形如利剑，直插云天。拾级而望，真有仰止之感。
但不知从何时起，石阶下的围拱，已被小摊小贩占领。凉粉、茶鸡蛋、游戏机等等，乌七八糟。本该有的静穆，已荡然无存。
麻木，冷漠，油滑，无崇高感，无敬仰心。一百年过去了，国民性依然如故。那些举着相机拍个不停的老外，目睹此状，是否有鄙夷的感觉?
与浏阳会馆仅咫尺之隔的，是一座高耸入云的豪华商厦。两相对比，格外刺目。我们有能力建那样多的高楼豪宅，却无能保护一处伟大的史迹，这真的是一种耻辱!
骨子里的实用主义，我们对承载着传统和文化的一砖一瓦，已不知珍惜；先贤英烈，我们已不知敬重；商业主义的泛滥，我们正丧失历史感。
若失去历史感，即为无根之木。哪怕有再高的GDP，我们也只是侏儒。
弹丸小国日本，百余年来，从来就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在其骄人的国力背后，赖以支撑的，究竟是什么文化和精神?他们的“靖国神社”，何以上百年雷打不动，参拜不息?
从院内走出，我又在会馆的门外再看了一遍。有几个泥工在墙外粉刷。奇怪的是，“谭嗣同故居”的“谭”字，几乎被白粉涂掉。粉饰外墙，据说是为了奥运。
路经此处的行人，都行色匆匆。没有人会多看它一眼，更没有人会因它而停下脚步。
说不清那种怪异的感受，我只是忽然想到：那些烈士的亡灵，九泉有知吗?
离开会馆，又忍不住再回望一眼。斜阳西沉，远远地看着它的墙影，和那棵孤独的古槐。烈士的遗书，此时也历历可见，宛如悲怆的旋律，奔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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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洪声 @ 2008-03-30 23:44 评论(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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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梁之间
2008-3-4
星期二(Tuesday)
晴 |
近读梁漱溟一文，文中述及了一段有关梁启超的往事，印象颇深。
梁漱溟之父梁巨川，清末举人，曾任朝中微官。虽位卑无闻，却一生忧国，伤时愤世。因对梁启超甚为仰慕，曾致信梁启超求写扇联，未获回音；后五次欲访，亦不得见。遭此冷遇，大感失望。1915年，他读到梁启超挽麦孺博之诗文，遂有感而发，写成一文，记录了他的心迹：
“吾真心倾慕梁任公，积仰数十年，以为救中国之第一人，癸丑年至欲以死荐诸国民之前。徒以吾性迂拘不事酬应攀缘之末，故未与通声气。仅以尺书道达萍踪鸿雪，求写扇联，自谓闻声之思，气类相感，必邀鉴也。乃于往事近事绝不咨询，吾往五次不得一遇，扇联迄未一写，绝无答复一言，并口传亦未有。曾托瘿公代询，亦不知问及否。要之其意以为草茅之中决无佳士，朴鲁不能文，暗淡无名位者，决不足与谈治国之事也。其所与谈者皆饮酒赋诗，能文章，工翰墨，身居显贵，应酬联络，金可任挥之人，以哀时托之文字，以气节寄诸诗歌，以救国救民为口头禅，而日以聊且自娱为务者也。壬子年任公演说云：京师恶空气太多，吾来京半月已觉恶空气触吾脑易薰染，恐久而不自知，亟当避去以免官场恶习。此言岂非高洁?何以为总长后亦随俗同化与旧官僚无异?至其对于人才，他人吾不知，而吾则躬逢鄙弃。与余未见一面，未接一谈，安知余一钱不值?彼日日唱和之文人又何尝真以民事为心?绝不计寒俭中有人才否，亦不问我来历何如，并扇头写字小事亦永久杳然，是否与滥官僚同一为搆造恶空气之人?而一生之痛哭救亡，救真才行实事，亦不过言焉而己耶?”
在此文中，他还特别提到梁启超为京剧名优谭鑫培题画一事。对梁启超之“势利”，疾言厉色，语甚愤慨：
“顷见其为小叫天题刺绣渔翁图，有‘四海一人，偶然玩世，歌泣劝人’诸意，甚矣文人之不求真际，古今黑白是非全颠倒也!叫天贱优，为社会之大蠹，其一生积秽稔恶纸不胜书。此辈万事懵然，姑不必责望私德，但就其迎合孝钦大势观之。戊戌八月此辈谄谀声口，谓‘康有为、梁启超叛逆大罪，虽剁成肉酱不足蔽辜。若使我叫天遇之，亦能于已死之尸上跺三脚，又唾之，以报老佛爷之恩，消胸中之恨也’。似此语气实为戊戌八月之流行品，而优伶、太监相见，则的的确确尤以此为亲切畅快之言。不独对康、梁如此，即对德宗亦如此。吾实真知灼见，而又知不足为此辈责备，盖彼等惯例若此也。至其奸恶诈骗，骄傲狠毒，凌虐穷民，倚势招摇，皆彼辈之第二天性，不能胜言。独怪一入文人品评，便成圣贤节义之流。而任公有暇为叫天题诗，无暇为我写字，何其无气类之观念至于如此。或者以叫天为有名之人，而我之卑微无闻不足以动之耶?”
行文至此，激愤已难自抑。然到文末，却仍对梁启超抱以期望：
“我终不忍没任公二十年救中国之心，而犹希望其能行所言，不判成两橛也，故于挽麦孺博诗文犹极钦重之。”
1918年，因痛感世态污浊，梁巨川于六十岁生日前夕，投积水谭自沉，以死警世。很快，他的遗书见诸报端，令各界为之震动：
“今日世局因何故而败坏至于此极? 正由朝三暮四，反复无常，既卖旧君，复卖良友，又卖主帅，背弃平时之要约，假托爱国之美名，受金钱收买，受私人嗾使，买刺客以坏长城，因个人而破大局，转移无定，面目靦然，由此推行，势将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无一毫拥护公理之心，则人既不成人，国焉能成为国?欲使国成为稳固之国，必先使人成为良好之人，此鄙人所以自不量力，明知大势难救，而捐此区区，以聊为国性一线之存也。”
此时，梁启超也在报上读到梁巨川的遗书，非常感动。只是他并不自知，梁巨川曾受过他的冷遇。
而且，他同时也不知道，因佛学研究而令他称许、关注的梁漱溟，即为梁巨川之子。
后由友人林宰平相告，梁启超方才得知，梁巨川乃梁漱溟之父。至此，梁启超对梁漱溟，始有结交之意。
1920年，梁启超游欧归来，读到梁漱溟新著《印度哲学概论》，甚为感佩。其后不久，即偕蒋百里、林宰平、梁思成等，亲赴崇文门梁漱溟寓所，屈尊访晤。自此而后，彼此常有往来，交谊益深。
1925年，梁漱溟客居清华园，将其父遗存的日记、文稿等，加以整理，辑印成《桂林梁先生遗书》，分赠亲友。后几经思量，又送梁启超一册，并于函中特别提及其父自记当年求访不遇一文，请其过目。
梁巨川那一段文字，原辑于该书《伏卵录》中。梁启超读到后，万分感愧。于是，他特复函梁漱溟，痛切自责：
“读报知巨川先生遗文已裒辑印布，正思驰书奉乞，顷承惠简先施，感喜不可言馨。读简后，更检《伏卵录》中一段敬读，乃知先生所以相期许者如此其厚，而启超之所以遇先生者，乃如彼其无状。今前事浑不省记，而断不敢有他辞自讳饰其罪。一言蔽之，学不鞭辟近里，不能以至诚负天下之重，以致虚骄慢士，日侪于流俗人而不自觉，岂唯昔者，今犹是也。自先生殉节后，启超在报中读遗言，感涕至不可仰，深自懊恨并世有此人，而我乃不获一见。（后读兄著述而喜之，亦殊不知兄即先生之嗣；宰平相告，乃知之，故纳交之心益切。）岂知先生固尝辱教至四五，而我乃偃蹇自绝如此耶!《伏卵录》中相教之语虽不多，正如晦翁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其所以嘉惠启超者实至大。末数语，盖犹不以启超为不可教，终不忍绝之；先生之德量益使我知勉矣。愿兄于春秋絜祀时，得间为我昭告为言：启超没齿不敢忘先生之教，力求以先生之精神拯天下溺，斯即所以报先生也。遗书尚未全部精读，但此种俊伟坚卓的人格感化，吾敢信其片纸只字皆关世道，其效力即不见于今，亦必见于后。吾漱溟其益思所以继述而光大之，则先生固不死也。……”
赫赫京华，梁巨川本藉藉无名。应该说，无论政冶地位、学术名望等，二梁之间，显然都不在一个层面。故梁巨川投书不答，屡访不遇，若以世俗的眼光观之，似不足为怪。
我宁愿相信，以梁启超一贯之性情，其“虚骄慢士，日侪于流俗人而不自觉”，或为无心之失。
但他这封情辞诚恳的致歉信，却还是令人感动。
他有那样高的地位、名望，却不耻于自省、责己，且一无饰非之辞。小而言之，这是一种修养；大而言之，这是一种品格。
然观今日之文坛学界，傲慢冷漠，势利成习，仁风殆尽。虚骄慢士、拒人千里者何其多也。衮衮名流，有梁启超之人格魅力者，几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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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洪声 @ 2008-03-04 11:00 评论(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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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诗抄
2007-11-28
星期三(Wednesday)
晴 |
外祖父周祖佑，字笠渔，生于1900年，湖北浠水人。出身贫寒知识分子家庭，幼读私塾，1920年毕业于县立旧制中学，后任教于县立小学。1927年赴省，考取湖北省政府科员，从此投身政界，历任国民党省民政厅科员、股长、县长（广济、竹山、郧县、蒲圻）、省政府科长和秘书。1946年，获南京政府抗日功勋奖状。1948年，加入民盟。1949年建国后，入湖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曾任蕲春县法院书记员、县中教员、武汉十中教员、湖北省文史馆地方志编委会采编人员。1968年病逝。
外祖父熟谙中国古典文学，尤好旧体诗词。公余之暇，常踱步吟诗，或与友朋唱和，以此为乐。60年代，浠水县博物馆主编《浠水诗征》，辑入外祖父旧体诗四十余首，母亲留有抄件，并寄我。
1968年，年幼之我，曾随母亲到武汉看望外祖父，至今尚有印象。时值文革动乱，外祖父迫于政治高压，抱疾之身，已觉风烛残年。少时常闻母亲言，外祖父旧学深厚，一生正直清廉，于家风深有影响。今特抄外祖父旧诗若干，录之网上，以为纪念。
《回家过五车岭口占》（1926年）
此地曾经驻孔丘，五车一去不回头。万株岭上青松栎，曾沐春风化雨否?
《送子青移枝江》（1935年）
子来才七月，秋至又迁官。丰载同居易，长途惜别难。名场谙世味，古调许今弹。好是枝江道，依然政尚宽。
《难民叹》（1940年）
三载他乡未得归，十年抗战心不灰。今朝七里坪前路，领取寒衣带笑归。
《减租吟》（1940年）
造物太不仁，民生何草草。富者忧有余，贫者苦不饱。最苦是佃农，长年忧旱潦。主人逼交租，稍缓稻场扫。衣食而父母，终身在襁褓。
《鹤峰行》（1942年）
望乡台，望乡台，一台二台又三台。行人至此一回首，泪落衣裳剧可哀。山八峰，桥九峰，十峰百峰千万峰。晓行辄欲瞻星斗，夜行哪复计西东。我原来自长安陌，忧时空上长安策。前年曾赋减租吟，今年又作查租客。漫说驩虞无从补，太息民生亦何苦。共道收成各半分，谁识减租为二五。中朝敷政自优优，从此人间得自由。吟罢城头良久立，娄水深深日夜流。
《抗战胜利后回武昌渡江口占》（1946年）
遥望云中鹤，归来雪里鸿，江山晴有韵，楼阁景初融，汉室衣冠美，郊原战垒空，故居凝睇在，回首八年中。
《赠二女殿芬南下》（1949年）
生落家贫只自知，又遭丧乱苦流离。常将劳作依慈母，强把心情学教师。缺乏供求余亦愧，常闻叹息汝何思。临行回首一呼父，月色昏黄泪暗滋。
《哭文斗儿》（1957年）
一别七年期，存亡两不知。春浦旋里日，晨露别家时。弱弟吞声泣，衰亲彻夜思。招魂向何处，双鬓已成丝。
《红安访古》（1958年）
好山招得异人来，美酒还邀学士陪。七角遥分三角秀，桃花时并杏花开。游仙不羡云中鹤，访友同看雪里梅。最是二程钟毓地，临风犹忆耿天台。
《哭长女殿秋》（1964年）
满堂儿女汝先来，堂上慈亲眼为开。学苦流离滕堡月，教怜清冷汉郊梅。生前历劫唯馀恨，死后双雏更可哀。那料龙钟余老矣，抚棺送汝上泉台。
《无题》
枉费推移力，何如造化工?春山含远色，秋水起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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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洪声 @ 2007-11-28 23:51 评论(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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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遭遇
2007-11-24
星期六(Saturday)
晴 |
还是在去年，应我的要求，母亲将父亲生前遗留的一些文字，整理成一包后，都寄给了我。
除了少量的剪报，这些文字，基本上都是父亲的手稿。
剪报上是他过去在部队报社时，发过的一些新闻，我小时候看过。但这次寄我的，却只有零星几篇。似乎有许多剪报，都不见了。
手稿的部分，主要是他写的一些小说、散文之类，其余的，则是一册日记，及其它文字材料。
但意外地，在一堆手稿中，我发现了他写的一份简历，和两封申诉信。
两封申诉信，都是父亲写给广州军区的。一封写于1978年5月15日，另一封写于1978年11月12日。
简历的末尾，日期是1978年12月14日。此时，父亲已年近五十，其政治身份，仍为“右派”。
其实，我很小就知道，父亲是因政治问题，在50年代被军队打成右派。从小学到中学，每次填表，涉及到父亲的政治身份时，我都会无可奈何地，填上“右派”二字。
在那个年代，右派是一个让人难以抬头的罪名。身为右派分子的子弟，我一直为此自卑。但父亲到底是因何原因而获罪，过程如何，我未知其详。
直到1979年，父亲才获平反。沉浸于苦尽甘来的欣喜，我对父亲过往的遭遇，也未再深究。
应该说，是父亲遗文中的这份简历和申诉信，才让我第一次，对父亲的遭遇，有了清晰的了解。
据官方公布的数字，50年代全国被打成右派的，多达55万。而实际受牵连的人群，可能更广。
固然，在中国这场牵连广阔的政治灾难中，父亲之遭遇，本为沧海一粟。
但历史存在于细节之中。当年右派中每个人的遭遇，或各有不同。然无论如何，都会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中国社会那一段阴暗的历史。
一个人旧日的书信，沉淀着历史的影像。我一直以为，作为一种带有私密色彩的文本，或能更真实地映射历史。
基于此，我便想将这份简历及申诉信，大段大段地摘抄，以求用原始的文本，来记录在中国那个特殊的年代中，父亲的经历和遭遇。
“我出生于1929年，原籍沈阳。从1936年到1948年，我一直在读书。参军前，我是沈阳辽东学院新闻系的肄业生。”（简历）
“1948年4月，我与其他六名同学一起，由当时国民党统治的沈阳，逃往解放区参军，被分配在辽北第五军分区政治部尖兵报社任见习编辑。1948年底，我随部队进关南下，相继参加衡宝战役和湘南剿匪战斗。1950年，我任郴州军分区跃进报社编辑不久，即被调至湖南省军区部队生活报社任编辑和编辑组长（副连级）。1952年5月，我被调至中南军区（后改为广州军区）战士报社任编辑（正连级），计达六年之久，曾多次立功受奖。1955年我被授予上尉军衔。1954年部队实行薪金制时，我的工资为95元，外加百分之十的军令补助，实际工资是104.50元。”（简历）
“我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唯一依据，是我在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采写和编发的有关新闻报道。……在大鸣大放期间，我负责编发和采写的稿件，不下数十篇，其中认为有问题的，计有：
“《陈仁麒主任就鸣放问题答本报记者问》（集体采访，由我执笔，主要是谈部队要不要鸣放、如何鸣放的问题）
“《谁是谁非》（批评翻译科压制俄文翻译人员汪飞白同志翻译苏联文学作品）
“《一个青年诗人的遭遇》（批评42军宣传部门个别领导压制张永枚的创作活动）
“《挖沟和填沟》（反映126师在处理军民关系上的两种做法两种效果）
“《要关心人》（批评某些文艺部门个别领导对年轻一代文艺工作者的成长，漠不关心）
“《军区首长主持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这是一篇消息报道，题目已记不甚清，集体采访，由我执笔。主要问题是：在报道中，点名揭露空军政治部文化处处长查金伦在罗浮山举行舞会，从广州接女演员去为他伴舞，并在舞后留宿）”（申诉信）
“以上是已发表的稿件，还有一篇未发表的稿件，题为《跳舞成灾》……它的矛头所向，是反对在部队大跳交际舞。文章的结尾，我也略有记忆（文章中间是引用事实，例如：有的女演员一年伴舞140余次；有的女演员怀孕七个月，还在伴舞，稍感倦怠，即引起苏军顾问不满，个别领导竟而批评这个女演员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等），大意是说：‘试问这些同志，你们这是共产党的作风，还是国民党的作风?你们在部队是为了搞革命，还是为了贪图个人享乐?’”（申诉信）
“由于我在报道工作中的错误，1958年3月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的处分是：开除军籍（这是部队的统一规定，凡有军籍的，一律开除），撤销一切职务，保留公职，送地方劳动教养……”（简历）
“由于我所犯错误和所受处分的牵连，我爱人于1958年底被开除党籍（我们是1957年7月反右斗争中经组织批准结婚的，她当时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申诉信）
“1958年6月至1959年11月，在湖南新生工程队劳动教养（这是当时专门负责收容广州军区下属单位和地方右派进行劳动教养的机构，地址：株州白马垅）。
“1959年11月，新生工程队报经株州市委批准，我被第一批摘掉右派帽子，同时解除劳动教养。
“1959年11月至1960年9月，我被通知继续留在新生工程队（地方右派摘掉帽子以后即回原单位），一边劳动，一边等待有关指示，以安排工作。月工资37.84元。其间，湖南省水电设计院（我爱人所在单位）两次写信商调我去该院工作，未果。理由：我是部队右派，他们无权调用。
“1960年9月至1961年3月，新生工程队机构变动，将我送往耒阳新生煤矿，边劳动，边等待。
“1961年3月至1963年3月，因新生煤矿系劳改单位，我不适于留在此处，又被送回新生工程队。时当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新生工程队经调整改为国营企业，我不宜在此工作，一再动员我投亲靠友，下放回家。我便将户口迁至长沙我爱人处，在家做饭带孩子整整两年……几乎全靠变卖衣物度日。
“1963年3月至1964年7月，经由长沙警备区参谋长李玉亭同志（是我战友）介绍，到民办民建中学代课（地址：长沙市南区），月工资34元，工作三个学期即值‘四清’运动开始，我再不能在普通学校代课。
“1964年9月至1966年8月，闲居两个月后，在长沙市一商业局职工业余学校大专班代课（这是成年教育，尚可代课），计时工资，每周授课4小时，每小时2元。
“1966年8月至1968年底，职工业余学校解散，在一商业局下属煤球厂，手工制作蜂窝煤，计件工资，我因体力较差，每日可得1.2元。后蜂窝煤改为机制，我又分去推板车运煤，经常当夜班，顶风冒雨劳动，因而患风湿性心脏病，便再不能从事体力劳动。
“1969年初至1970年2月，在长沙市西区如意街东方红电器厂当采购员，后因该厂派性斗争激烈，自动离厂。在这间民办工厂，工资略高，工资54.50元，但出差外地次数多，经常入不敷出，迄今尚欠该厂50元，无力归还。
“1970年3月至1971年4月，在长沙市郊东岸机电厂当采购员，在这工作经济上更是不胜负担。时仅一年，欠款即达150元，我怕越陷越深，遂将一块金壳怀表（1956年在广州买的）、一部收音机变卖抵债，自行离开该厂。
“1971年8月，在家闲居4个月以后，几经奔走，经人介绍，在长沙市南区向阳路镇流器厂当采购员，这是我这多年工作最久的一个地方，但生活依然毫无保障。到现止为止，我出差外地已经超过50次，欠款达360元。1977年我一场重病，住院一个多月，还是领导照顾，才报销十几元钱药费。”（申诉信）
从1948年到1978年，父亲在此三十年间的轨迹，由以上抄录的文字，似足可印证了。
他的遭遇，在当年中国一大批反右斗争的牺牲品中，只是一个标本。
个人之沉浮，或微不足道，但作为一个标本，却有了群体上的意义。
应该这样说，不止是他，而是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仅仅只是稍有独立的思想和正义感，就被那场政治运动，无情地剪灭了。
自反右开始，到文革结束，中国残酷的政治斗争，一波接一波，一刻都未曾稍息。
而父亲那一代人，他们的青春，乃至中年，人生最美的年华，都在这凄风苦雨的斗争中，被消磨殆尽。
不知何故，在我少时，有关50年代的往事，父亲极少对我提及。
印象中，每日从早到晚，我极少能听到他说话，更极少能看到他的笑容。
常常，我只能看他坐在昏暗的油灯旁，一语不发，对着斑驳黯淡的墙壁，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他那时在想些什么，我不得而知。
只是，近三十年前的这份简历和申诉信，才让我于今日，思量着他的心路。
19岁，和同学放弃学业，逃出国统区，投奔共产党，那时的他，对未来的中国，一定怀着无比美丽的憧憬吧?
26岁，荣升上尉军衔，胸前挂满奖章，英姿勃发，那时的他，一定为幸福和骄傲所陶醉吧?
28岁，纯然出于职业的良知，愤而执笔，揭露军中的丑恶，那时的他，可能绝对没有想到，他的诘问，会成为他命运的拐点吧?
29岁，一夜之间，突然被宣布削去军职，并判为劳教的对象，那时的他，对所谓的革命运动，在内心深处，有没有被暗算的沮丧?
37岁，最终为生活所迫，竟至要变卖衣物，并沦为日薪1.2元的运煤苦力，那时的他，有没有对曾经坚信的理想，产生幻灭?
42岁，那一年，中国乒乓球队出访美国。第一次从新闻片中，看到车如流水、高楼林立的美国，其繁华和富足，远超我们的想象，那时的他，是否深感震动?
47岁，那一年，周恩来逝世，邓小平下台，唐山大地震，毛泽东逝世……动荡的中国，正濒临崩溃，那时的他，对国家和个人的前程，是否深感绝望?
当然，时至今日，对父亲内心的追问，已并不重要。我只觉万幸的是，直到“四人帮”的倒台，彷徨于黑暗的父亲，才渐渐看到了光亮。
否极泰来，本为寻常古训。但那时候，这四个字，无论是用以形容中国的命运，或父亲个人的命运，还真的是意味深长。
也许，还没有任何国家如中国，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政治命运，紧紧相连。
写此简历和申诉信时，中国的政局，正发生深刻的变化。就在第二年的不久，父亲终获得平反。
劫后重生，做梦都难以想见。回首多年的辛酸，始终与父亲共苦的母亲，忽失声而泣……
平反之日，父亲已年届五十。到出版社任职之后，他不分昼夜，拚命工作，只为弥补逝去的时光。
但说来遗憾，年华渐去的父亲，最终能工作的岁月，也仅仅12年。
到最后一年，因身体过早的衰弱，他抬脚上楼，都力不从心了。
1991年，62岁，一个酷热的夏日，他心脏病猝发，在医院遽然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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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洪声 @ 2007-11-24 14:27 评论(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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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老师
2007-11-12
星期一(Monday)
晴 |
默丁赠我的《百年雅礼纪念丛书》，我一直断续地在读。
人过不惑之年，便开始回望了。读这本书，有回望之感。
在雅礼读书，虽只有两年的高中，但于我而言，却绝对有特殊的意义。
1978年，我以雅礼应届生的身份参加高考。应该说，那次高考，是我一生的转折。
也应该说，在雅礼所受的教育，自离校之后，对我未来的成长，在很多的方面，都发生了影响。
故对我而言，这套有关母校的校史，有特别的吸引力。
忝为雅礼学子，但我对母校的历史，其实所知甚浅。故借这一套书，正好补此一课。
在书的卷尾，可读到雅礼早年的校训和校歌。
校训至简，只有四个墨写的大字：公勤诚朴。
仅此四字，雅礼深厚的底蕴，即可体味。
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用力甚勤的编者，竟将1906至2006百年以来，雅礼历届学生的姓名，一一详列，共计8万余人。
我特别翻看了“1976年（秋）高84班”的名录，不禁惊喜。当年在我记忆中的同班同学，竟无一遗漏。
后转到理五班相识的同学，亦能在76级各班的名录中，觅到踪影。
但翻到印于书后的“历任教职员名录”，却令我非常诧异。
不可思议的是，当年高中文理分班之前，我们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姚国斌，在此名录中，竟没有找到!
名录是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的，姚姓的老师都排在了一起，但姚国斌的名字，我查了又查，仍遍寻无着。
此历任教师名录，是以什么为依据编排的，我当然无从得知。
只是，我有一种说不清的失望。我甚至觉得，我们高84班所有的同学，对这一事实，都难以接受。
记忆中的姚老师，已离别多年了。
现在回想起来，从小学到大学，真正令我印象至深的老师，也只有二人。
而这二位老师，又都在雅礼。这其中的一位，便是姚老师。
受父辈的影响，我从小比较喜欢语文。
但奇怪的是，直到读雅礼之前，我平时对语文课，并无兴趣。
我说不出什么理由。我只能说，我们那时上的语文课，乏味之至。
语文课的无趣，有体制上的原因。我们从小所受的语文教育，从教材到教法，都完全被政治化了。
换言之，在那个年代，语文课的文学性，几丧失殆尽。
不要说那些本令人生厌的政冶八股文了，即便是稍有一点文学色彩的课文，一旦被庸俗地政治化，亦变得面目可憎。
老师讲课文，基本是固定的模式：先讲“时代背景”，再讲“段落大意”，最后是“中心思想”和“写作特点”，篇篇如此。
其实，老师所讲的，也无非是教参中的一些套话。每堂课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抄那些套话，背那些套话。
上这样的语文课，何止是乏味，简直就是一种折磨。
不知为何，我那时内心还有一种不满。那些教语文课的老师，在我看来，亦相当无趣。
说得严重点，他们不配做语文老师。
有些老师，只能说太过平庸，既无气质，亦无个性。
那些老师，文学素质极低，干巴巴的，除了照本宣科说一通套话，从来就没有自己的语言。
至于语文课应有的品味、美感、想像力，就更不要奢望了。
故从小学到初中，我上语文课，基本上是“目中无师”。
我很少有兴趣听课，却经常低着头，偷偷看《三国》、《水浒》，自得其乐……
但直到高中姚老师的出现，我对语文课的兴趣，始有革命性的转变。
从电力子校初中毕业后，本分到十五中读高中，但临到快开学了，我却被转到了雅礼。
人之一生，或有一些关键的转折。由十五中转到雅礼，对我而言，是一大关键。
至少可以说，高中有缘受教于姚老师，是我人生的一种幸运。
见到姚老师，是1976年的秋季，那是新学期开学的时候。
姚老师走上讲台的样子，如今还隐约可见。
印象最深的，是他细咪的双眼，和挺拔的鼻梁。
他穿一短袖衬衣，中等身材，偏瘦，看上去非常年轻。他走路一步一踮，昂首挺胸，很朝气……
他一开口，便能感受到他的热忱。他满含笑意，向我们新生作了自我介绍。
我至今仍记得，他潇洒自若地，用粉笔将名字写在了黑板。虽只是简单的三个字，却如行云流水，很漂亮。
他上的第一堂语文课，我便觉耳目一新。
第一堂课讲什么课文，我印象稍有模糊，如没有记错，应是毛泽东的诗词：《沁园春·长沙》。
他刚一讲课，就如电影中的演员，很快进入了角色。
讲着讲着，他的声音忽然高亢起来。
很快，他会到旁若无人的境地。讲到激情洋溢时，他的表情和手势，便几乎不能自制。
第一次看到语文老师，竟可以手舞足蹈般地讲课，倍觉新鲜的我们，都禁不住轰然而笑。
刚开学没多久，毛泽东逝世了。中国的政局，已到了一个临界点，即将裂变。
我能感觉到，那时的姚老师，似隐隐有一种兴奋。
一天下午，他忽有惊人之举。在大多数老师仍小心翼翼之时，他竟自作主张，撇开课本，用他自选的范文讲课。
虽即将到新旧转型之时，但我们所处的教育环境，仍未解禁。我们所用的课本，仍为文革的产物。
可以说，除了少数几篇古诗，所选之课文，基本都是垃圾。但我们每天上课，又别无选择。
故姚老师此次的越界，在当年仍旧禁锢的体制下，实为破冰之举。
我清晰地记得，那天为我们讲的课文有两篇：茅盾的《白杨礼赞》，以及叶圣陶的《五月卅一日急雨中》。
我想，如今的中学生，恐很难体味我那时的感受。
我只能说，当整个教室都回荡着姚老师激情的声音时，我那时的感受只有两个字：震撼!
他的声音，抑扬起伏，读到激越时，如大浪奔涌。那声音至今也无法忘却：
“……这是虽在北方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那样粗细，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两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
“……如果美是专指‘婆娑’或‘旁逸斜出’之类而言，那么，白杨树算不得树中的好女子。但是它伟岸，正直，朴质，严肃，也不缺乏温和，更不用提它的坚强不屈与挺拔，它是树中的伟丈夫……”
“……我想参拜我们的伙伴的血迹，我想用舌头舔尽所有的血迹，咽入肚里。但是，没有了，一点儿也没有了！已经给仇人的水龙头冲得光光，已经给烂了心肠的人们踩得光光，更给恶魔的乱箭似的急雨洗得光光！……”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严肃的脸，有如昆仑之耸峙；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郁怒的脸，有如雷电之将作。青年的清秀的颜色隐退了，换上了北地壮士的苍劲。他们的眼睛将要冒出焚烧一切的火焰，抿紧的嘴唇里藏着咬得死敌人的牙齿……”
听着听着，我不由惊叹了。原来，这世上还有如此的奇文!
在那个灰暗的年代，我们是贫乏的。语文课之于我们，早已麻木生厌；文学之美，更几近绝缘。但姚老师这堂课，却如暗夜中一道闪电，照亮了我们的荒芜。
或许从这一课开始，我对语文课的热情，被一下子点燃了。
后来，我开始热衷于写作文。
不为别的，哪怕只是为自已的文字能获得老师的过目，也会有一种满足。
记得，有次在一篇作文中，我写了这样的句子：“我们亲爱我们的祖国，就如同我们亲爱自己的母亲……”
在此句中，我将一般常用的“热爱”，写成了“亲爱”。
我没有想到，仅此一字之差，竟获得姚老师的关注。
他不仅用红笔在句子下大圈特圈，还在作文后，写下了密密麻麻的评语。随后，还特别在上课时公开点评。
我猜想，或因这篇作文，平素沉默少言的我，给他留下了印象。
这也许只是一桩小事，但对我的成长，却绝非小事。
就因这一件小事，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丰满和细腻，我有如获知遇的感动。
也或因他的嘉许，少年有些莫名自卑的我，找到了一些自信。
其实，姚老师给我们的教益，何止是语文方面。
他上课时，并无陈规，常常信马由缰，随兴而至。往往，他所讲的，常与正课无涉。
但恰好是一些与课本无干的话题，却让年少的我们，由此及彼，开始思索人生和理想。
印象最深的，是一天下午的语文课，不知缘何而起，他又撇下课本，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时光已逝去三十年了，但那个故事的大意，我还能记起。
那是在苏联卫国战争，一位年长的大学物理学教授，应征入伍，在一位年轻中尉的手下，成为普通一兵。
后在行军途中，因体力不支，教授不慎掉队，遭到了中尉的严厉训斥。
受自尊心的剌激，教授终咬紧牙关，克服一切困难，追上了队伍。
在一次炸毁德军坦克的战斗中，教授和中尉都双双负伤。教授双目失明，而那位年轻中尉，也失去了右臂。
战争结束后，教授重返大学，继续任教。而非常巧合的是，那位年轻中尉，此时却成了教授的学生。
战场上英勇善战的中尉，当面对一道又一道物理难题时，却开始心生畏惧了。
这时，就轮到教授教训他了：“当年在战场上，你命令我不许掉队，现在我也要命令你不许掉队!”
教授此言，令中尉大愧。后来，中尉发奋攻读，终取得优异成就……
故事讲完了，不知为什么，竟有片刻之间，教室里鸦雀无声，一片安静……
这个时候，姚老师才告诉我们，那是苏联作家冈察尔的一篇短篇小说，名字叫《永不掉队》。
这篇小说对我日后的成长，究竟有何影响，也许很难评估。但我觉得，它确是我人生的第一堂励志课。
那时，年少的我，前程似一片茫然，既无理想，更无大志。但这篇故事，却真的如一声惊雷，将我突然震醒。
似从那时起，我开始收敛玩心。一向在学业上浑浑噩噩的我，忽然发奋起来。
连我父母都觉得惊奇，素来贪玩的我，竟每晚都静伏于书桌，在昏暗的灯光下，用功至深夜……
但我没有想到，到了1977年底的一天，讲台上的姚老师，才神情凝重地告诉我们，因为文理分班，下一个学期，他不再任课。
他甚至向我们提到，有很大的可能，他会离开学校。
我们都觉得这太突然，但他并没有解释原因。
我抬头注视着他的表情。我忽然觉得，他有一丝悲凉。
后来，从同学们辗转的议论中，才大约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因为师资的匮乏，七十年代初，学校有很大一批教师，都是从一些工厂的工人中临时选用的。这一批教师，多为文革前的高中生，并无高等学历。
我这时才知道，姚老师来校任教之前，是灯泡厂的工人。
而学校的政策规定，为适应教育新的形势，这一批非科班出身的教师，都将被陆续清退。
听到这一隐情，我当时非常吃惊。我简直难以置信，我心目中那样出众的一位老师，竟会被学校清退!
惊讶之余，我隐隐也有这样的质疑：难道只因他的工人身份，学校就不能继续留用?
1978年的元月，我们84班的全班师生，照了最后一张合影。自此之后，我在校园中，便再也未见到姚老师。
但大学毕业后不久，我便约了几位同学，一起去看望了他。
那是一个夏天，我们在一条曲折的小巷，找到了他的住处。
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屋，很局促，也非常简陋。记得有一张书桌，陈旧的地板上，还架着一张竹床……
他热情依旧，和我们有说有笑。但我总感觉，他似乎在掩饰着什么，却并非真正的快乐。
我们想知道他的现状，但每一问及，他似乎都避而不答。总觉得他有一丝隐衷，不愿流露……
后来，我们又去看过他几次。但每次见到他，都觉得他有一些失落。
他的脸上，已不复当年的激情。
八十年代，举国奋发，人心躁动。许多与他同龄的人，或从政，或经商，都非常活跃。
但眼前的姚老师，却令我觉得，他渐渐被社会边缘化。
说来奇怪，眼见他的失意，身为他的学生，却不知如何宽慰。
后当我南迁海口，我与他的联系，便完全中断。
一别就是二十多年，音讯杳无。他后来的境况如何，我全然不知。
直到今年与久别的同学重聚，方才从他们的谈论中，得知一二。
从雅礼退出后，他一直在灯泡厂。
他后来与一位小学教师结婚，并有了一个小孩。但几年之后，便离异了。
渐渐地，他与所有的同学，失去了音讯。
九十年代，有同学试图找他，但最终也未能找到。
直到有同学追寻到他厂里，厂里的知情者，才告知了真相。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和工厂的某位同事，发生了冲突。
事后，那位怀恨的同事，为了报复，将硫酸泼到了他的脸上……
他的面部，被灼伤到何种程度，尚不知其详。但有一点确凿无疑：从此之后，姚老师失踪了……
听同学叙述至此，我真有被刺痛的感觉。
那样浪漫、充满激情、始终为我们所敬重的老师，没想到竟是这样的结局!
只是到这时，我这才有所体味，看上去那样热忱、开朗、对学生厚爱有加的他，其实有不为人知的脆弱。
我忽然想到，被暴力伤害的他，当走上不归之路，一定流下了很多眼泪……
我能说什么呢?他不倦地鼓励我们上进、奋斗，自已却不堪自尊的重压，如一粒微尘，消失了。
我无语，只觉得这人世很无常。我们所看重的生命，原来是这样不堪一击!
我还在想，不止是姚老师，可能是他那一批教师，都在校史的名录中，被一笔勾销了。
无论如何，我对此都难以理解。
我强烈地认为，无论是谁，只要是曾经为雅礼做过点滴贡献，都不应被忘却。
否则，就意味着一种无义和冷漠。
厚厚的丛书中，有整整的一卷，是历届雅礼校友所写的忆旧之作。但翻遍了，也找不到一篇，与姚老师有关。
今写此文，我稍觉心安了。总算，我能用我的文字，来弥补一点校史的缺憾。
我知道，我的文字很微弱，但或许能如黑暗中的一点烛光，来表达我的纪念。
写到此，似无言可写了，止笔。
怀念你，我们的姚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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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洪声 @ 2007-11-12 19:17 评论(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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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一日
2007-7-17
星期二(Tuesday)
晴 |
健期在同学录上的留言，提及到毛主席的去世。那已是非常遥远的往事了，但对我而言，那一幕往事，却似乎仍历历在目……
那是九月的一天下午，天气非常闷热，刚刚进入高中的我们，照例还在上课。
老实说，那时上课，并无多少趣味，大家都心不在焉。可是，突然间，老师停顿下来，我们被告知，暂停上课，马上听重要广播……
那一瞬间，真是毕生难忘的一刻!不知为什么，我心陡然一沉，似觉有不祥之兆!
整个的教学楼，忽变得异常安静。我开始胡乱猜想。就在此刻，学校的高音喇叭，传来了不同寻常的声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极其悲痛地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宣告……”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是中央台著名播音员夏青的声音。浑厚，凝重，庄严，如旷野的风，在四周回荡……
不用说，那声音刚一响起，我们所有的同学，便全都明白了。
那时，我坐在最后排，班上的动静，可一览无遗。我悄悄抬头望去，班上有一些同学，已伏案而泣……
我没有哭，确实没有哭。而直到今天，我也难以言尽，我当时的感受。
我们这一代，从小是喊“毛主席万岁”长大的。“毛主席万岁”这五个大字，也似乎是是我们那时所接受的唯一信条。在我们的习惯思维中，或真的以为，我们伟大的领袖，必能活到万岁。
但直到噩耗传来，我的内心，才如同遭致命的一击!我这才意识到，原来他和所有的众生一样，也会死去。
其实在此之前，我也曾无数次地在纪录片中看到，毛主席日渐苍老的面容。我甚至在脑海中有过罪恶的闪念：毛主席这么老了，他难道不会死吗?可是，当疑问一旦真的变为现实时，我在情感深处，却仍然难以接受。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当播音员读完讣告这最后的一句，一阵低沉的哀乐，如潮水袭来……
我那时悲痛吗?是的，在如泣的哀乐声中，我似乎感到了某种悲伤。但我不能不说，在那样的时刻，我感受更多的，却是慌乱和茫然。
那一年，正值国家多难之秋。少年多感的我，已开始和大人一样，在关注艰危的时局。
周总理去世，天安门事件，邓小平下台，朱德去世，唐山大地震……国家一连串的不幸，似接踵而至。
坦率地说，那时我对国家的政治，并无深刻的认知和理解。我只是隐隐有一种直觉：政局很乱，日子很动荡……
那时候，晚间经常停电。我只能在惨淡的煤油灯下，吃饭，看书，做作业。对于个人的前景，我似乎从未有过美妙的憧憬，而只是觉得，今后的日子，也将如那暗夜……
那个年代，我们真的是太压抑和无望了!难怪那天在放学时，竟会有一伙男生，全然不顾，冒天下之大不韪，一阵狂笑，扬长而去!
其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们只是不能自知，我们个人的命运，乃至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都系乎一个人的身上!
但我们心中的太阳，最终却还是隐没了。顷刻之间，我们似一下子陷入了黑暗，既恐惧，又无助……
一直到十月，“四人帮”被逮捕的消息传来，我们似乎才看到一线希望。渐渐地，中国在开始变化。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毛泽东的时代，正在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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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洪声 @ 2007-07-17 00:30 评论(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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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五班毕业照
2007-7-5
星期四(Thursday)
晴 |
看我们的毕业照，总有一些感触。几次想写，又写不出。
大家合影的那天，是78年7月25日。回首而望，真的是光阴疾驰。明年的此日，就是三十年了!
岁月流逝，我们也在流逝。看看这张青春稚气的毕业照，再来看我们今天的近照，此时才会惊觉，时光有多么无情。
旧照中的同学，有许多已喊不出名字，但当年的模样，仍一见如故。
一别近三十年，同学们的面容，有了许多的沧桑。哪天如果在街上迎面相遇，我们又何敢相认?
但无论如何，那张有些黯淡的旧照，却将我们青春中特殊的一页，在记忆深处，永久地定格了。
毕业后没多久，我们还来不及道别，便匆匆散去。我们为学业、工作和前途奔忙。是的，理五班那一页，在我们的记忆中，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被尘封了。
只是，当我们的人生步入中年时，尤在夜深人静之际，那些很多沉淀已久的记忆，才在孤灯暗影下，蓦然浮现起来……
其实，大家在理五班共处的日子，应该说是数得清的。太短、太短，短到有好多同学的名字，都不能脱口而出。
但这个班给我们的记忆，却是太深刻了。我们当年的觉醒、奋发，都是从这个班开始。
大家当年能考入理五班，应该说都是各班的精英。当年的我们，莫不以此为荣。
袁老师在理五班成立时的演讲，至今言犹在耳。那一次激情四射的演讲，对我心灵的震撼，堪称石破天惊。
应该坦率地说，我是到理五班之后，才发现自己的骄傲，是多么不堪一击。我这时才痛悔，在进入理五班之前，我大部分的光阴，都是在玩乐中虚度。
到了理五班，才开始洗心革面。理科成绩一向落后的我，此时方挑灯夜战，奋起直追。
当年班上同学们那种紧张、刻苦、发奋图强的情景，至今仍令我怀念。
毕业之后，大家便各奔东西，直至参加工作，踏入社会。大家分布在不同的地域、行业，几十年下来，皆各有所成。
这时，回过头来我们才能发现，其实从某种意义而言，改变我们一生的起点，就是理五班。
在网上创办这个同学录，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我想要说的是，这么多年来，理五班当年的情景，在我的在内心深处，总是忽隐忽现……
那时我在班上坐在最后一排，默默无闻。唯一的好处是，班上的风景，可尽收眼底。
毕业照中有很多同学的名字，若不是郑雪后来的提示，几乎都已失忆。但真是奇怪，只要目光在任何一位同学身上停留片刻，那些往日的浮光掠影，便会倏然而至……
同学之间，有些深藏的情感，平时是难于启齿的。也只有借着网络，暂时忘掉矜持，一诉为快。
为了这个同学录，从陶寅开始，才陆续和一些同学接上了联系。靠着同学们的辗转相传，又有更多的同学加入。看到那些曾经熟悉的名字频频闪现，那是何等的亲切!
现在同学天南海北，相聚不易。但只要偶得空闲，便可到此一游。看照片，写帖子，和在线的同学发个小纸条。此中妙趣，不亦快哉!
这么多年来，同学们的事业，亦各有际遇，这都很正常。但我想，无论是谁，只要到了这个平台，大家便不分彼此，便都是纯粹的同学关系。就象当年那样，谈笑无拘，挥洒性情，何其乐乎!
几十年不见老同学，常怀惆怅。此时能为这个同学录尽一份薄力，倍感高兴。草此陋文，算是抛砖引玉。我知道，对这一段历史，同学们当有更多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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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洪声 @ 2007-07-05 16:39 评论(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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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旧文
2007-2-5
星期一(Monday)
晴 |
很小的时候，我就在藏于家中衣柜深处的一个旧公文包中，看到过一些父亲年轻时写的文字。
那个旧公文包，是一个暗棕色的牛皮包，皮面已被磨得翻毛，但显得非常结实。那种款式的公文包，无论提手、搭扣、锁链，都绝对是五十年代的风格，置于今日，几可与古董媲美。
而就在这个旧公文包，我们家中的“机密”，亦尽在其中了。父母的影集、书信、笔记、奖章等等，都存放于此。另外，还有厚厚一叠旧纸，便都是父亲年轻时所写的文字。
这些文字，多见于一些被剪贴的、纸张已显暗黄的旧报，大多写于50年代，内容主要是当时的一些有关部队和社会的新闻报道，亦有少量评论。彼时，父亲才二十多岁，是广州军区《战士报》社的编辑、记者，上尉军衔。当年写这些文字，可以说是他的工作之需。
很奇怪，我那时虽然很小，但旧报上那些密密麻麻的繁体字，竟对我毫无障碍。
坦率地说，那些新闻报道之类的文字，并无深刻印象。我只觉得，在他们那个年代，他和他大多数同龄人一样，都是共产党的忠实信徒。我怎么也无法从他的那些文字中，发现有“反党言论”。
我们这一代人，对于50年代的中国，并无直接的感受。我们的了解，往往源自于父母。我那时常常能在他们的闲谈中，听到他们对50年代的怀念。另外，我也是从父亲这些旧时的新闻文字，对中国的50年代，多少有一点真切的触觉。
比如，从一篇苏军元帅伏罗希洛夫访问广州的报道，即能感受到当年中苏两国的那种“同志加兄弟”的“革命友谊”。那种氛围，与六、七十年代铺天盖地的“反苏批修”运动，完全判若冰火。
应该承认，可能是受父母的影响，我那时内心深处，其实是“亲苏”的。我一直不能理解，曾经在50年代有着那样亲密关系的中苏两国，何以会变得势不两立。我深觉惋惜。那时在我心目中，苏联绝对是一伟大的国家。
另外，我还在父亲那一堆“故纸”中，读到过父亲的一首短诗，和一篇已发表于文学刊物的小说。
那首短诗，是用钢笔写在方格稿纸上，笔迹工整，不长，不到两页纸，是一首有关退伍战士的抒情诗。那是我唯一见到的父亲年轻时的诗作。诗名我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在诗中提到了“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并于诗的结尾，引用了保尔-柯察津的名言。
而那篇小说，却似乎是父亲那些文字中的另类了。作品的具体内容，我现也记不起了，我只依稀记得，那是一篇描写一对年轻男女朦胧情感的故事，文字非常细腻、柔和，似乎结局还有些感伤。我当时暗暗吃惊，在我们儿子面前一向声色俱厉的严父，想不到在他内心深处，也会隐藏着不为我知的温情。
谁可信呢?父亲当记者时用的那个旧公文包，在我的少年，那个灰暗迷茫的年代，有好长一段时间，都让我迷恋不已。一方面，透过那些火热的文字，我看到父亲曾经有过意气风发的青春岁月，令我暗自生羡；另一方面，我也多少能从父亲的文字中，追寻父亲的荣光，找到一点精神的补偿，摆脱因父亲“右派”身份而给我从小带来的自卑和抑郁。
当然，那时我还只是一个孩子。我当然无法看清历史的真相。但我总是难以接受父亲作为“右派”的事实，心里总是反复而抗拒地疑问：年轻时那样奋发向上、有着“革命理想”的父亲，怎么会变成“右派”?
只是到了后来，当我渐渐长大成熟，对那一段历史有了真实的了解，我才有如梦初醒之感。
1978年，我考上大学，自此告别了阴霾的少年时代。其后不久，父亲也得到“平反”，并恢复工作，被安排到出版社任职编辑。不过，当好不容易熬到苦尽甜来的这一刻，他却已年逾五十了。
而父亲的那个旧公文包，自我读大学之后，便再也没有碰过。当我全然沉浸于自己青春的热烈和快乐，那些与父亲身世沉浮有关的文字，便如洇干的水印，在我内心渐渐淡化。甚至于当父亲于1991年去世之后，我也没有再去翻检父亲的那些旧文。
岁月易逝，人生渐多感怀。尤于夜深人静，如烟之往事，常纷至沓来。今晚不知何故，忽忆起父亲的旧物。那个遥远的旧公文包，今可安在?由物思人，竟一时惆怅…… |
| # posted by 洪声 @ 2007-02-05 23:49 评论(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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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芮印象
2006-7-31
星期一(Monday)
晴 |
在我多年的听歌史，无法回避苏芮。
对苏芮的印象，始于1985年。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老家长沙的一位朋友，在她家为我放了一盒苏芮的磁带。
那盒磁带，是台湾电影《搭错车》的音乐专辑。我只是扫了一眼磁带盒上的封面，视觉就受到了冲击。
封面是苏芮演唱的一个特写镜头。那个黑白镜头，苏芮的面部被放大了。她一袭黑衣，紧握麦克风，低头埋首，全然沉浸于放歌的激情。因为太过投入，她的面部仿佛被扭曲，呈现出一种女性罕见的激烈和亢奋。
那个封面，真的令我印象太深。以致于此后只要一提及苏芮，我的脑海中，便会闪现出那个镜头。
听了那一盒带子，忽有石破天惊之感。从此之后，音像店只要有苏芮的专辑，便无论新旧，都照收不误。
加起来一共买了多少盒苏芮的磁带，已不复记忆。但因与朋友分享之故，那些磁带，在这二十来年，或借或赠，最后竟至一无所有。
记忆中出那些磁带封面上的苏芮，大多为黑白风格，沉静，凝重。那种风格，一下子与坊间流行的风格，判若云泥。
总觉得她身上有一种气质，那种气质，令她与众多女性歌手有一种本质的区别。但奇怪的是，我却很难用言语来形容那种气质。想了很久，竟苦思而不得。
后来，偶然曾听我太太聊起苏芮。她说，苏芮的身上，有一种男人才有的洒脱和帅气。这评价非常奇异，但说句老实话，却令我大为叹服。
我的音乐听觉，一向有苛刻之嫌。但我也不得不说，苏芮至少不少于二十首歌，为我长久所爱。
苏芮的声音，是不可复制的。我发现，一首好歌，只要是苏芮的原唱，一般都难有人可以超越。
也有一些模仿苏芮的歌手，但充其量是低质的赝品。最关键的一点是，她们唱不出那种味道。
一般女性歌手，多走的是甜美路线，但英文摇滚出身的苏芮，却反其道而行之，一扫女人的脂粉味。
也许是受益于摇滚，在她的声音里，有一种特殊的磁性和张力。这种磁性和张力，令她在高跨度的音域里，收放自如。
特别是她在高音区的表现，在华人歌手中，出类拔萃。很多时候，当听到她向有极大难度的高音冲击时，有直剌云霄之感。
更重要的，是歌手隐藏在声音深处的内涵。这种内涵，主要体现在对歌词和旋律的深度把握，而不致沦为技巧的奴隶。也因为这种内涵，令歌者的声音，能独树一帜。
反过来说，有很多歌手，音质并不逊色，但终未成大器，最根本的原因，乃是缺少这种内涵。
令苏芮声名大震的，是侯德健的那首《酒干倘卖无》，但我第一次为苏芮所折服，却是罗大佑的那首《是否》。那种情到深处的挣扎和无望，令人痛彻肺腑。
而听她唱梁弘志的《变》，则另有一种惊艳。那声音透着轻愁和怅惘，却宛若流水，流畅至极。
同样是唱情歌，但由苏芮唱来，就别有一种深致。用一句话来概括便是，用情很深，悱恻，而不缠绵。
虽已经是二十多年的老歌，但每次听《心痛的感觉》，仍不觉褪色。尤当凄清如许的夜晚，那些情路中曾经的暗影，仍会随幽咽的歌声，一阵阵袭来。
而她在电影《龙的心》的主题歌《谁可相依》，则完全又是另外一种感觉。跌宕起伏，先抑后扬。唱到高音区，激情忽如大潮奔涌，令听者无法抵抗。
罗大佑的《change》，鲜有论者提及，但我却以为，在苏芮的英文歌中，应堪称极品。此歌刚一开头，即不同凡响。伴着如金属迸裂的打击乐，歌声渐慷慨激越，荡气回肠。其大气之磅礴，确罕有其他歌手所可匹敌。
每听苏芮的歌，我都在想，当一个歌者，如将她的情感、气质和音色，与她的歌贴合得完美无缝，那真的是一种享受。
苏芮的歌，除以上所述外，我还想将我个人一直所偏爱者，借此文列之如下。这既是对我听歌历史的一段小结，也可与其他歌友相互印证。
《一样的月光》（吴念真、罗大佑词，李寿全曲，1983）
《请跟我来》（梁弘志词曲，1983）
《我曾深爱过》（杨立德、陈大力词，何国基曲，1984）
《沉默的母亲》（陈克华词，纽大可曲，1985）
《亲爱的小孩》（杨立德词，陈复明曲，1985）
《慢慢地》（杨立德、陈克华词，陈复明曲，1985）
《优柔的执着》（陈志昇词，小虫曲，1986）
《奉献》（杨立德词，翁孝良曲，1988）
《不变的心》（楼文中词曲，1989）
《给爱》（廖莹如词，楼文中曲，1989）
《再回首》（陈乐融词，卢冠廷曲，1989）
《Groovy kind of love》（1989）
《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1989）
《Without you》（1989）
《停在我心里的温柔》（陈家丽词，童安格曲，1991）
《想你在风中》（孙崇伟词曲，1991）
《牵手》（李子恒词曲，1993）
《心也跟着走》（三宝词曲，1993）
《除了你》（黄国伦词曲，1994）
《不要说走就走》（郭峰词曲，1994）
《容颜》（邬裕康词，郭子曲，1998）
从1968年开始演唱，到1998年出最后一张唱片，苏芮的音乐生涯，已达三十年之久。这真是一个奇迹。
但丽花终有凋谢之时。按我的理解，一个歌者，无论她过去曾经有过怎样的芳华，到了此时，都必须选择退隐，而且是永久性的退隐。
在这一点上，我稍有唯美主义的洁癖。我最难以接受的是，一个迟暮美人，分明容颜已衰，却还在舞榭歌台挣扎。
但就在早些时候，在中央台的《同一首歌》，我又看到了苏芮。那是一档已变得有些泛滥的节目，人山人海。我感到震惊，已逾五十高龄的她，竟然还在献歌。
那一幕真的惨不忍睹。无论是她的外型或是声音，都令我难以下笔。我害怕我的文字会亵渎我当年的敬意。我只是觉得台下那些掌声喝采有些夸张和虚假。当力不从心的她终于向观众告退时，那一刻，我真的为她感到难过。
前几天晚上，不知何故，又想起了苏芮。忽然想听她的旧歌，于是在网上一顿狂搜。
我万万没有想到，那些失散多年的旧歌，只是在短短一个晚上，便轻松下载至我的电脑。为方便驾车时也可收听，我又将这些歌刻成了CD。
刻完这二十多首的CD，彷佛是打了一个绳结。我这才意识到，苏芮的歌声，已成怀念。而那个辉煌的年代，也如长河落日，离我们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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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洪声 @ 2006-07-31 23:38 评论(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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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旧书
2006-7-22
星期六(Saturday)
晴 |
在我的书架上，为我少年时代所读的旧书，仅存三本。其中有一本，便是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的长篇小说《铁流》。
好生奇怪，每次翻书架见到这本旧书，都有久别之感。
我的少年时代，举国书荒，满目萧条。因恐惧于抄家，父母当时将整箱整箱的藏书，几乎全都当废纸卖掉。我无书可读之苦，不堪回首。偶然得之几本好书，无异于久旱之逢甘霖。其喜悦、奢侈之感，非今人所可想见。
而岁月沧桑，少年时读过的旧书，都已流失殆尽，不知所踪。故残存的这本旧书，弥足珍贵。如恰有哪位同龄人亦藏有这本旧书，则我们彼此也算是有一种书缘。
一本书的年龄，应体现在版权页上。欲再现这本书的旧貌，我应将版权页原汁原味地抄下。这种带有五十年代印记的版权页，不知老一辈的的读者，看了是否眼熟。
书号2
字数221000
铁 流
著 者 绥拉菲摩维支
译 者 曹靖华
出版者 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东四头条胡同四号）
发行者 新华书店
京60201-63200
精装定价23,500元
一九五一年四月上海重排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七月北京第五次印刷
五十年代，俄苏文学在国内曾大量印行，后遭文革之浩劫，大量书刊已成劫后余灰。家中的这本《铁流》尚能幸存，只能说是一种奇迹。
书是小32开本，装帧为布面精装。封面极简洁，除烫金的书名和作者名外，仅有一幅黑白版画，画面是一列骑马扛枪的红军战士，在队伍前列中被举起的那面党旗，尤为醒目。因年深日久，封面已斑驳暗淡，书脊也从书芯上剥落下来，摇摇欲坠。但拜锁线装订所赐，正文尚无一页掉页。这一奇迹，亦印证了我在某报中读到的一个观点，即无论什么胶订，都比不上锁线的可靠。
扉页上的字全部套红，似乎是象征着苏联红军和革命。扉页的右下角，仍可见一行清晰如初的钢笔字，很漂亮：敏云，一九五五，二，九，广州。故可大致推测，此书应为父亲五十年代在广州工作时从该人手中借得。敏云是谁?是父亲当年的同事或朋友?可还曾记得此书?此人今又在何方?是否仍健在?这些我便无从得知了。
扉页之后，便是作者绥拉菲摩维支的一幅黑白照片。照片的下方，印有作者亲笔的俄文签名，弯弯曲曲，有草书的味道。照片的清晰度不高，但反而有一种油画的效果。作者执笔坐在有扶手的椅上，光头，面容如雕刻一般，目光凝重，无一丝笑意。如果说文如其人，那么从这幅照片的风格，可印证作品的风格。
照片后是竖排的目录，目录很简单，寥寥几行，就一页，但有两行字赫然醒目。目录上一出现这两位中国人的的名字，此书之份量，即不可小看。
序言…………………………………………………… 涅拉陀夫作 瞿秋白译
编校后记……………………………………………… 鲁迅
而翻到目录的背面，却可见我当年留下的劣迹了。那时，少不更事之我，不知是出于何种心理，居然大颜不惭，在目录的背白页上，用圆珠笔大书一行歪字：宏声，1975.9.6。当时为何会故将“洪声”写为“宏声”，真是匪夷所思。而三十年后之今天，我还能于此书再见少时之劣迹，则更为不可思议。
如五十年代很多旧书那样，正文是铅印的直排繁体。纸已泛黄，信手一翻，随处可见岁月沉淀的暗痕旧斑。我特别喜欢这种陈旧的感觉。书中有不少黑白线条插图，是那个年代特有的风格，朴拙无华，反而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其中有一幅插图，当时尤令我印象深刻：暮色苍茫，远山起伏，乌鸦在天空乱飞。荒凉的路旁，一排孤零零的电线杆竖立着，而在杆顶上，却垂吊着一具具尸体。一群红军战士，都围拢在电线杆下，静立低首，向死者致哀……那幅简洁的画面，似草草而成，并无刻意渲染，但其中所表现的残酷，却很有震撼力。
坦率地说，以我稚嫩的年龄，我那时并不能真正看懂此书，我只是天性对美文有一种敏感。我惊异于作者的描写天才。我也是从作者传神的描绘中，体会到俄罗斯文学那种博大、深沉、厚重的气质，以及那种特有的画面感和音乐感。读那样的文字，会不自觉地联想到列宾的油画和柴科夫斯基的旋律。而那样撼人的文字，在这位布尔什维克作家极富革命色彩的作品中，又俯拾皆是：
“群众闪开路，后来又会合起来，光着头，好似无穷无尽的河流一般，在后面流动。拉长了的倾斜的人影，随着每个人移动着，后来的人们，践踏着这影子……”
“炭色的面孔，闪光的眼白。在那威严的太阳下，都用牛蒡叶、树枝、稻草，编起来戴到头上，当作帽子。破裂的发黑的赤脚在走着……只有那丝丝的褴缕，在那见不得人的地方，好像穗子似的在摆动着……”
“千万人在行进着。已经没有排、连、营、团，---有的只是一个极大的、叫不出名字来的整体的东西。无数的脚在走着，无数的眼在看着，无数的心变成一个伟大的心在跳着……”
那么，除了作品本身，本书的序言也不可不提。我从小看书有一个习惯，喜欢先看序言、后记、注释之类，然后再看正文。往往是先为序言所吸引，才不由对正文感兴趣。评论家涅拉陀夫为本书所作的序言，我那时似懂非懂，但朦胧之中，却能感受到涅拉陀夫评论的峻冷和深刻，以及瞿秋白的译笔之美，也会被其中的一些文字所打动：
“《铁流》之中同样是死，是丧失，同样是极严重的痛苦，然而这里已经没有羊子似的驯服……正相反，每一个人里面都是十月时代的勇敢的呼吸……”
“他所写的革命，是从人人的平常日子方面着笔，是在母亲的痛苦之中，在还没有散尽的过去时代的黑暗之中，在普通战士的不可避免的严厉和真正的英勇之中，---这些极平常的战士，到了必须拼命的环境里面，用自己最后的一滴血去争取站在太阳底下的地位……”
“《铁流》里面，自然界只是人物的一副镜框子。自然界也同着人一块儿暴动起来了，仿佛同着人一块儿参加着革命的过程……”
“绥拉菲摩维支不但是旧文学形式和传统的破坏家，而且是真正的群众革命倾向的诗人。他不用什么崇高的神韵，而歌咏粗暴的勇敢的人，---这个人在破破烂烂的衣服里面，爬过了山，用自己的和儿女的血染红了大地……”
重读以上的文字，真觉恍如隔世。如果从三十年代初被译介至中国开始算起，本书之年龄，已近八十。我真的难以想像，在如今这个奢华到已经靡烂的年代，这样的文字，还会有谁投之一瞥。那些在鼻子肚脐上打洞穿孔的少男少女，他们倒底在想些什么，我真的一无所知了。我只知道，在我们那个贫瘠的年代，就是这些如火如荼的文字，对内心极度渴慕理想的我们，却意味着一种激情，有不可抵挡的魅惑。
黯然销魂者，惟旧书而已矣。现存的这本旧书，当年曾翻阅无数，其钟爱之情，殊难言表。人过半生，少小事常浮想连翩。蓦然回首，方惊觉理想俱成逝水。今夜忽难成寐，特写上这篇短文，借此旧书，以凭吊我逝去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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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洪声 @ 2006-07-22 15:36 评论(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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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姨的遗诗
2006-3-21
星期二(Tuesday)
晴 |
大姨是我母亲的姐姐，其名殿秋，湖北浠水人，38岁时即因病故去。她辞世之时我才4岁。我从来没有见过她，我只是在母亲的影集中见到过她的旧照。
照片中的大姨，我不能不说，有一种天然的闺秀气质。有一张1955年的照片，大姨身着素装，秀发轻卷，笑意微漾，女儿依着她身旁。我不能说她非常漂亮，但那种毫无粉饰的素雅，真的让我印象深刻。
从小就喜欢听母亲说起大姨。从母亲断断续续的追忆中，大姨给我大致是这样的印象：出身于国民党官吏之家，受家风的熏陶，自幼爱好文学，尤喜欢古典诗词，多愁善感，心性孤高，且在生活中有洁癖。
出于一种莫名的好奇，我小时候常常将家中藏于衣柜深处的一个旧皮包打开。这是父亲过去在广州军区当记者时用的一个公文包，质地很结实。包中都是父母的私人藏品，有影集、文稿、奖章、旧报、书信等等。却也奇怪，那时我父母对我擅自翻动他们的私物，并不介意，甚至还有几分赞许。东翻西翻，有一次，我无意中看到了大姨给我母亲的一封信。
那时我虽年少，却也有一颗敏感的心。此信一读之下，便不忍释手了。前前后后，我不知读了多少遍。这封信不仅字如其人，非常娟秀，有书法之美，且文如其人，那种优美而有些感伤的文笔，及今忆之，真有一点冰心早年散文的味道。
那封信大概是写于1962年。其时，她刚做过心脏手术，养病在家，几乎丧失工作能力。加之还要养育和照顾两位年幼的女儿，生活已变得十分艰窘。而更令她万分痛苦的是，她和姨父的感情，也因彼此性情长久的不和，到了冰火不容的地步。在此信中，她流泪了，无一字不充满哀愁。她诉说着自己的挣扎和无助，并喻自己为萧瑟秋风中凋零的落叶，即将随风而逝。看完此信，再去看大姨晚年的照片，便深知大姨晚景之凄凉了。她有一张夏季在照相馆照的照片，穿短袖白衬衣，如那个年代很多女性那样，仍留一对长辫，一手牵着一女，背景为长江大桥。然芳容已萎，无论如何，看这张照片，已无法联想她年轻时的清秀。照片中与她年龄极不相称的消瘦、苍老，令人叹惋。也是在此信中，我第一次读到她送我母亲的诗《接芬妹来信》，至今犹记：
塞外传书信，阿妹情意深。为起侬沉疾，遥寄鹿茸精。持信心头慰，收箴泪涔涔。怎得相亲者，能如手足情。
但这封信我终未能保存下来。1976年，我小舅携家人从新疆来我家小住时，也看到了这封信，感叹不已。尔后，他只是和我母亲随便说了一声，便不顾我暗暗的惋惜，将这封信，以及大姨用毛笔在宣纸亲写的一幅小楷带走。2004年，我到武汉看望小舅时曾提及这封信，并想再看看，但小舅的回答令我极度失望。小舅说，时间太久了，又几度迁徙、搬家，这封信已找不到了。
除了这封信，后来我又曾在武汉小姨家发现了大姨的另一遗物，那是一本旧书：《曼殊大师译诗集》（汉英对照）。版权页上记载：苏玄瑛著，上海教育书店印行，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胜利后第一版。封面已暗淡，上有大姨用钢笔写的“殿秋”二字；个别书页已残损，书脊也几至破裂。此书分三部分：汉英三昧集、拜伦诗选、泰西名人诗集。此书最大的特点是，所选的外国诗作均被曼殊大师译为风格古雅的旧体诗。书中有不少诗句被大姨用钢笔划浪线标记，其欣赏趣味，也可从中一瞥。见我非常珍爱，2004年，小姨去美国前遂将此书赠我。我现在书架上仅有几本的旧书中，惟此书的年头最长。
大姨的早逝，令她两位年幼的女儿，过早地丧失了母爱。这种不幸，也导致她们的心灵，在日后的成长中，长久地蒙上了阴影。尤其是大女儿，更为坎坷。听我母亲说，她长大后个人生活一直不顺，郁郁寡欢，且动辄发怒，与父亲和继母冲突不断，甚至曾一度精神失常，欲坠楼轻生。
自读过大姨给我母亲的信，大姨的文字便深铭肺腑了。后来，我一直有一种心愿，想读到她更多的遗墨。据小姨说，小舅曾藏有大姨生前留下的一本日记，但我找到小舅时却被告知，这本日记亦因搬家、迁徙之故不知所去，我深惜不已。后经武汉亲戚多方搜求，我才收到大姨一些零散的诗文，那都是从大姨早年的手稿复印而来。其实，我在骨子里，是古典主义者，故素来对那些旧日的诗文、信札，有特殊的情结。入目第一首诗，即写于1947年，真有沧桑之感，我不禁有些激动。那一行行娟秀的繁体字，如落英，如迟暮，有难言之美。字里行间，无不散发着那个年代的余韵，令我流连不舍。今写此文，也想借此机会，将我大姨的若干遗诗摘抄如下，以表达我的纪念。
落花（1947.4）
春去花飞类转蓬，更从何处觅芳踪。三更急雨惊残梦，一片痴心泣落红。曾恼游蜂轻弱质，应羞随水伴狂风。色遭物忌卿休怨，薄命红颜自古同。
念祖母（1947.4.16）
忆避难夷陵，阿婆诀别，迄今寒暑几易?又值清明节，异地羁魂归不易，墓前那有纸飞蝶?想冷夜风寒，松径郁凉，那堪泣对家山月。婆不归来，念念无休歇。
蟹（1947.10.22，重阳节）
横步只缘忧世路，持戟难防意外刀。重九菊肥君宜慎，莫将微命佐香醪。
感怀（1947.11.22）
余自高中毕业后，投考大学不第，随家寄旅蒲邑，迄今已近一年矣。处此劫后荒城，触目凄凉，尤增失意人之伤感。衷心郁郁，欲语谁谈?惟有诉诸楮笔，以遣愁怀于万一耳。
斗室徘徊井底天，年来无事不凄然。身依冷署愁中度，心绕黉宫梦里缘。人世读书能几日，尘环酬志是何年。沉吟不尽伤情处，又见荒城起暮烟。
村姑织
桂子正飘黄，金风阵阵凉。乡妪促织急，村女纫衣忙。棉布白如雪，裁刀亮若霜。缝成称体样，不羡绮罗香。
寓怀
春风拂帘栊，漫度渠来意。欲窥帘内人，探访花消息。岂知一缕柔，逼出枝头媚。匆匆去无踪，忍待芳姿悴。
送芬妹南下（1949.8）
廿年相聚惜分飞，忍听琵琶马上催。秋光点点增离绪，凉风习习透征衣。收拾琴书辞学府，检点行装出绣闱。木兰报国心方切，南行誓不让须眉。
有感（1954.10）
西风又送秋，人伴黄花瘦。极目天涯处，恨逐白云游。
病中吟（其一）
娇儿不解意，咿呀笑语痴。不知娘意苦，愁绪乱如丝。欲理从何理，欲诉有谁知。但伤儿异日，无复见娘时。
病中吟（其二）
詈口如锋芒，何处安乐乡。纵有回春手，难医心上伤。
病中吟（其三）
朝朝夕夕拭啼痕，一病恹恹负此生。堪叹有为年壮日，谋生无力最伤情。绮绮美梦皆成幻，惺惺慰语错当真。漫道人间多势利，纵然骨肉又谁亲!
病中吟（其四）
生活鞭子太无情，为何抽打病中人。痛彻心腑强自慰，尔乃无眼又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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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洪声 @ 2006-03-21 22:10 评论(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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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失的藏书
2006-3-14
星期二(Tuesday)
晴 |
我书架上的藏书大抵有三种来源：第一，父辈的遗留；第二，朋友的赠送；第三，自己的购买。而大部分的书，都来源于自己的购买。
自70年代读中学开始，父母偶尔会给我一点零钱到新华书店买书。1978年考入大学后，因每月有学校所发的14元生活费，去书店购书，便成为我每月固定的需要。而毕业后参加工作，仰仗每月的工资，我的购书数量更有了长足的发展。后至鼎盛时期，家中三面之墙皆书也。如累积至今，购书之总量，应不可胜计。毫不自夸地说，以我拥书之丰，绝对可开一书店。
但现在再来扫视自己的书架，便自觉愧矣。不要说坐拥书城之类的豪言了，家中之书架，亦仅余一二；书架上藏书之少，屈指可数。多年来苦苦之积累，不幸已流失大半。
书架凋零至此，诚为憾事。但若要追根溯源，及今思之，应大致有以下原因：
其一，送人。我有一习惯，凡读过的书，如觉得不错，便乐与朋友分享。因是之故，有不少好书，是我主动送到朋友手上，这便相当于一种馈赠，有去无回，亦不足为怪。
其二，朋友借阅。我爱书，但并无藏书之癖，故我的书架上从不会有“恕不外借”之字样。访客中不乏好读人士，凡向我提出借书之请，我都不假思索，慨然允诺。我钟爱之书，朋友亦爱之，英雄所见略同，岂不令我惊喜?而书一旦借出就莫指望奉还，则可谓我多年屡验不爽的真理。
其三，搬家。屈指一算，近三十年来，包括异地迁徙在内，我已搬家九次。每次搬家，我都要对藏书逐一清理，淘汰无用之书，以减轻搬家之累。如为异地搬家，则淘汰的力度更大，有不少本可保留之书，亦未能幸免。
其四，水灾。原我在海口的住所藏书不少，后因常居内地，屋中空无一人，藏书自无法照料。洗衣机水管忽破裂漏水，漏了几十天，我在外地却一无所知。直到房间里水流成河甚至渗透到楼下住家时，物业处方紧急将我召回。这次水灾最严重的后果是，所有的木制书架均被积水浸泡并腐朽，书架上近四分之三的图书，都水迹斑斑，以致霉烂，只得废弃。此次无妄之灾，令我损失甚巨，痛惜不已。
由上可见，书之于我，乃流动资产。藏书之流失，亦无可挽回。唯一深觉遗憾的是，流失之书中，有一些七十年代读过的旧书。这些旧书，多为文学、历史、科学一类，青春年少时曾如饥似渴，一读再读，可以说是我人生启蒙之书。故对这些旧书，怀有特殊的情愫。当年煤油灯下之夜读情景，犹历历在目，惟灯下伴我之亲密旧书一去不返，令我不胜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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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洪声 @ 2006-03-14 06:03 评论(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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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片清单
2006-2-27
星期一(Monday)
晴 |
一年又晃过去了。流年如逝，怀旧之情日浓。岁月沧桑，少小时的记忆反而清晰起来。近日偶在书店见到一影碟，是小时候看过的一张旧片。那张旧片，恍若隔世，忽令时光倒流，竟引发无限回想。
1976年，我16岁。一般将16岁以前视为少年。若以此为界，自己的少年时代，正好是在文革中度过。
1966年至今，正好40年。江山已改，世事已非，而年少时看过的电影，却依稀可见。今忽生一念，便将少年时看过的旧片，一一数来，并做一清单，略加小注，以飨我的同龄人。
国产影片
对我们这一代人而言，小时候看过的国产片，无法不提到以下三大战争片。文革开始后，举国大乱，文化即遭浩劫，几乎所有文革前拍的的国产片，均被打入冷宫。在我印象中，66年至70年，似乎也只有三大战争片还可以放映。对电影艺术之认识，应始于此三大战争片。
《地道战》：如果没有记错，这应是我看到的第一部国产故事片。很奇怪，可能是因为没有选择，此片居然百看不厌。保守地估计，至少看过十遍。我们小时所受的爱国启蒙教育，应始于此片。看到游击队员在地道里神出鬼没，看到日本鬼子被打得东逃西窜，当时即深信不疑，小日本不是中国人的对手。
《地雷战》：就知名度而言，几可与《地道战》媲美。这一类变着花样痛打鬼子的片子，也是每场必看，每看则心情大快。有一个镜头印象极深：鬼子疑心路边有一颗地雷，便小心翼翼地用手去挖，没想到挖来一手臭粪，皱眉摇首，状极狼狈。
《南征北战》：此片很符合我们那时对电影的审美标准：只要是打仗片，就一定好看，就一定要看。第一次在此片中领略到反坦克战。还记得有个又憨又胖的战士，不顾炮火，匍匐前进，用炸药炸翻了几辆敌军的坦克，令我们啧啧称快。
除了以上三大战争片，当然又不可不提到十大“革命样板戏”。 样板戏之始作俑者，乃当时第一夫人江青。样板戏只有两种形式：京剧和芭蕾舞剧。因文革政冶之需要，样板戏一时垄断国内影坛。泱泱大国，一度竟只有十个样板戏可看，庶几可浩叹矣。
《红灯记》：此片据称是十大样板戏之首。我不喜欢看京剧，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亦别无选择。有时是学校组织去看。看多了，唱词和唱腔也就熟了。那时在学校还登台表演，学着浩亮扮演的李玉和，一本正经地唱道：“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
《智取威虎山》：片中英雄杨子荣的"打虎上山" ，在当年风靡一时。土匪头目座山雕坐在老虎椅上的“雄姿”，犹历历在目。那句接头暗语“天皇盖地虎，宝塔镇河妖”，在我们小伙伴中，最为津津乐道。顺便提一句，当年那位演小常宝的演员齐淑芳，现定居美国，并重操旧业。
《沙家滨》：令我印象较深者，不是新四军郭建光，而是地下工作者阿庆嫂和敌参谋长刁德一。“智斗” 那场戏，确实演得精彩。记得当时报纸上发过一则消息，颇耸人听闻，称刁德一逃匿多年后，终于在某地落网。此消息写得有鼻有眼，煞有介事，但我至今存疑。
《白毛女》：此片在我少年时代，影响至深。文革中的舞蹈，多为“忠字舞”一类，纯为政治宣传，不男不女，毫无美感可言。忽见喜儿那样曼妙的舞姿，故一见倾心。 另外，听腻了京剧后，再来听有西方音乐味道的管弦乐，耳膜确为之一爽。朱逢博原唱的《北风吹》，柔情无比，至今亦难忘怀。再者，以当时之标准，亦觉演员非常漂亮。因其芳姿，我记住了演员的名字：茅惠芳和石钟琴。
《红色娘子军》：因本片为芭蕾舞剧，故较为喜欢。吴清华投奔红军的那一幕，音乐极美，舞姿亦非常漂亮。《万泉河》一歌，恰如碧波荡漾。九十年代初曾到海南访万泉河，竟大失所望。那位演党代表的刘庆棠，英姿勃勃，风采不凡，在当年可谓大红大紫。后因卷进"四人帮"一案，一蹶不振，晚景潦倒不堪。
《海港》：别的不记得了，还记得一句唱词：“大吊车，真厉害，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
《杜鹃山》：剧情毫无意思，唯一的亮点是，在那时觉得，饰演党代表柯湘的杨春霞，长得很漂亮。
《奇袭白虎团》：当时看过多遍，但不知何故，如今竟记不太清。
《平原作战》：印象已非常模糊了，片名都差点忘记。
《龙江颂》：搜索枯肠，方记起片名。好像是生产队的题材，极度乏味，女主角长得一副政治脸，乏善可陈。
除了样板戏，文革后期时又出了几个故事片，人物形象都是“高、大、全”，满嘴的政治，庸俗不堪。但在当年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又别无选择。看这些片子，亦可聊补无米之炊。
《青松岭》：虽带有可笑的政治宣传色彩，但老演员李仁堂的演技，仍有可圈之处。他特别适合演北方农民。还记得反面角色钱广的一句台词："吃饭靠集体，花钱靠自己。"细细一琢磨，这话在当时还真有道理。
《艳阳天》：看此片之前，看过浩然的同名小说。小说好看，电影却很粗糙，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那位男主角浓眉大眼，平头，长得很高大。
《创业》：一部以"铁人王进喜"为原型的影片，放映没多久，居然惹来了一场政治风波。“四人帮” "诬之为“翻案片”，莫名其妙。
《闪闪的红星》： 小红军潘冬子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当年风靡全国的小帅哥。李双江配唱的那首“小小竹排……”，亦流行一时。后在中央台看到演潘冬子的祝新运，少小时的那股神气，早已无影无踪。
《侦察兵》：此片好像是文革后期拍的，还比较有艺术性。主演王心刚，身着"国军"军装，英气逼人，令我们当时暗自称羡。
《决裂》：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应时之作，只记得一句台词：“马尾巴的功能.....”。
《春苗》：赞美"赤脚医生"的片子，印象很淡了，只是以当时的眼光看，女主角还算长得不错。
《园丁之歌》：湘剧片，湘剧名演员左大玢演主角。因为毛泽东所钦点，故在全国热映。有句经典的唱词：“没文化怎把革命来承担”，抨击"读书无用论"。此片是学校组织去看的，坦率地说，没什么味道。
《火红的年代》：炼钢的故事，于洋主演。于洋文革后第一次复出，演技还不错，但题材太政治化。前些日在中央台还看到于洋，已老迈矣。
还有两个片子，《无影灯下颂银针》和《第二个春天》，仅记得片名，而具体内容则一点也记不清了。
林彪坠机事件后，文化禁锢稍有松动。文革前拍的一些片子，又可公映，或以“内部批判”的方式放映。那时，凡文革前拍的电影，统称为“老片子”。而在当时的概念中，“老片子” 一般都比较好看。
《小兵张嘎》：以我私见，在艺术水准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几个儿童片能超出此片。无论是小嘎子还是小胖子，都演技一流。真正演出了孩子的原味，一点也不做作。片中有些细节，如小嘎子和小胖子打架，小嘎子去堵胖子家的烟囱，都极富童趣。
《鸡毛信》：一个儿童团长，用鸡毛信给八路军送情报，一路上历尽惊险。但就印象而言，远不及《小兵张嘎》。
《平原游击队》：印象最深者，是扮演游击队长的郭振清，英俊潇洒，是我们少时的偶像。他戴着八路军军帽、手执双枪、骑马疾驰的英姿，仍经久难忘。多年后曾在电视中看到他的镜头，白发苍苍，垂垂老矣，令人长叹。前不久又知他已因病去世，更令人不胜唏嘘。
《苦菜花》：情节记不清了，惟记得片中有首插曲，有些忧伤，歌词的开头好象是这样的：“苦菜花儿开，满地儿黄……”
《雷锋》：情节也记不清了，但那首践耳作曲的主题歌，却非常动人。
《奇袭》：抗美援朝的片子，讲志愿军侦察兵的故事。情节很紧张，看过多遍。
《打击侵略者》：也是抗美援朝的片子，当时很喜欢看。有个叫“小豆豆” 的战士，印象深刻。
《铁道卫士》：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反特片，情节惊险紧张，当时特别爱看。那位“顾调度”，国字脸，显得刚毅正气，很合乎那时正面人物的形象。影片结尾处，他和特务在列车顶上的那场搏斗，惊心动魄。
《英雄儿女》：无论今人有多么不屑，我仍对此片的英雄主义肃然起敬。特别喜欢王芳和王政委的艺术形象。论漂亮，王芳也许不及现在的女明星，但她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味道，那种质朴和纯洁，非现在的女星所可比。另外，老演员田方饰演的王政委，亦非常夺目。他有一种清癯、正直的气质，然在严肃的外表下，又不时流露出父女间的一丝温情，分寸恰到好处。像他那种气质的老演员，当今之世几稀矣。可叹的是，早在74年，他便已离世。后来我才知道，第五代导演田壮壮，便是他儿子。
《上甘岭》：印象至深的，是志愿军冒着生命危险寻水的镜头。郭兰英主唱的《我的祖国》，亦感人至深。
《羊城喑哨》：抓特务的片子，当时很着迷，现在却一点也记不清了。
《今天我休息》：讲一个民警利用节假日助人为乐的故事，有喜剧色彩。如今警风日下，真应该放放这片子。
另外，还有一些片子，如《满意不满意》、《兵临城下》、《野火春风斗古城》、《怒潮》、《突破乌江》、《渡江侦察记》、《三进山城》、《战上海》、《赵一曼》，等等，都只记得片名，具体情节，已不复记忆。
苏联影片
苏联是电影大国，50年代，因中苏结盟，苏联电影在国内大行其道。60年代中苏交恶后，苏联片便渐渐减少。到了文革，则全面遭禁。那时称苏联为“苏修”。之所以有两部苏联片开禁，是为了纪念十月革命，也是因为“反修”的需要。但恰因这两部苏联影片，令我对苏联电影肃然起敬。平心而论，苏联电影之艺术水准，要高于国内。这两部影片，即为大手笔。
《列宁在十月》：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部苏联片。此片气势之恢宏，印象深刻。小时常常听父母谈起苏联的电影，便心向往之。尤在当年“反修”的气氛下，一听说是苏联片，心里反觉兴奋和好奇。那天晚上，是在一个单位的礼堂放映，人山人海，门口被挤得水泄不通，我拿着小凳，胸口都被挤疼了，也不知是怎样钻进去的。很奇怪，电影刚一开始，一看到“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黑白片头，伴着低沉的音乐，心里便隐隐激动起来。当列宁乘列车从赫尔辛基秘密归国时，我第一次在银幕中看到了列宁的形象；十月革命的前夜，也如在眼前。至今还记得那个镜头：“阿芙乐尔号” 巡洋舰一声炮响，数以万计的士兵如潮水汹涌，冲开了冬宫的大门，《国际歌》的旋律轰然响起。那时那刻，有一种神圣感油然而生。此后几十年，一直对苏联电影有不弃之好，这种偏爱，应来源于此片。
《列宁在一九一八》：毋庸讳言，以今日之历史观来看，此片在重大史实上，被斯大林严重歪曲。但此片在当时对于我们，却非常震撼。《列宁在十月》放映后没多久，此片便公映了。就艺术性而言，此片比《列宁在十月》更胜一筹。我不能不说，在我所看过的领袖片中，唯有史楚金扮演的列宁，最具魅力。工人出身的史楚金堪称天才，列宁身上那种智慧、人性的光芒，被他发挥得淋漓尽致。 不仅是列宁，此片出现的其他人物，如瓦西里、高尔基、马特维也夫、斯维尔德洛夫、捷尔任斯基，亦表现出色。现在国内的领袖片，和此片相比，纯以艺术魅力而论，根本不能望其项背。片子一开始，便是瓦西里与妻子热烈拥抱。说来可笑，在今天电影中如此稀松平常的镜头，却令那时的我们，视觉第一次大受冲击。也在片中第一次看到《天鹅湖》的片断，王子与白天鹅的双人舞，琴声如泣，画面非常凄美，与国内的样板戏相比，感觉完全不同。 另值得一提的是，为列宁配音的老演员张伐，在表现列宁的魅力上，亦功不可没。他的声音饱满、浑厚，特别是列宁遇刺前在兵工厂演讲的那一段，气势磅礴，极富感染力。片中有些台词，现在还能脱口而出，试列几段："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瓦西里）；"我不干，我不干，我要二百五十万"（马特维也夫）； "你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们用眼泪蒙蔽了你的眼睛......快把那些怜悯给丢掉吧!"（列宁）；"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捷尔任斯基）。那时常常在看完电影之后，便喜欢和小伙伴们一起，模仿电影中的情景，绘声绘色，表演对白和动作。此种情趣，亦为少时一乐也。
阿尔巴尼亚影片
六十年代后，因意识形态的需要，中阿两国成为盟友，阿国被毛泽东誉为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无论如何，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下，阿国的片子，犹如雪中送炭。至少对那些不胜其烦的样板戏，是一种调剂，我们多少可以在片中，领略到一点欧洲情调。
《海岸风雷》：反法西斯题材。在我印象中，第一次看到的阿尔巴尼亚电影，便是此片。我清楚地记得，此片和另一部阿片，都是在露天里看的。还记得那位渔夫的大儿子一句牢骚话：“这倒霉的行当，苦得连个上吊绳都买不起，还想打意大利?”
《广阔的地平线》：片头的旋律，很美，至今还若隐若现。有一镜头印象殊深：男主角英俊潇洒，穿一袭风衣，和女友在大街上漫步、交谈，忽一大卡车开来，他们急忙闪开，分别退至大街两侧；一俟卡车驶过后，他们如一阵风相向跑来，紧紧拥抱，似永不分离......
《地下游击队》：因为情节惊险，故此片为那时的至爱，至少看过五遍。那时有战斗情结，只要是反法西斯题材，都比较爱看。特别是地下斗争，情节惊险曲折，最对胃口。阿片中有一经典台词：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当时广为传诵。片头有一个镜头还记得很清晰：夜晚，一辆敌军的装甲车从一座楼旁开过，这时，一青年从楼上一窗口纵身一跃，跳到装甲车上，掀开车顶盖板，将手雷掷入......
《宁死不屈》：一个女游击队员，因叛徒出卖，被敌军抓去，虽威逼利诱，并施以严刑，仍宁死不屈。片中有一插曲在当时很流行："赶快上山吧，勇士们!我们在春天里加入游击队......"
《山鹰之歌》：阿国境内多山，故被称为"山鹰之国"。此片为游击队题材，情节记不清了，但还记得我大舅教我的那首主题曲：“同志们加入我们的小队，我们攀登那高高的山岭，那里有我们驻地和营房，我们是游击队之鹰……”
《第八个是铜像》：讲一个游击队英雄的故事，具体情节已忘记，但记得有一位少女很漂亮。
其余如《伏击战》、《战斗的早晨》、《勇敢的人们》、《脚印》、《创伤》、《在平凡的岗位上》，等等，不知为什么，当时也没少看，现在却印象非常模糊了，惟记得片名而已。
朝鲜影片
70年代初，文革时一度冷却的中朝关系又重归于好。随着政治关系的升温，两国文化交流亦渐渐频繁。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另一种风格的异国电影。以我当时的审美眼光，同为东方国家，朝鲜电影似比国产电影更具艺术气质。归纳起来，那时朝鲜电影有三大特色令我印象深刻：其一，无论男女主角，气质都很漂亮，表演亦富有感染力；其二，音乐独具特色，兼有苏联、日本音乐之美；其三，虽极其含蓄，但多少仍能表现一点男女的爱情，对我们那时暗暗萌动的春心，亦为一丝慰藉。
《看不见的战线》：反特影片，是我记忆中看到的第一部朝鲜电影。片头刚开始，即是平壤极富象征意义的“千里马纪念碑”，伴着起伏而抒情的管弦乐。朝鲜那时的朝鲜，也和国内一样，强调“阶级斗争”，本片所描述的，正是与暗藏的敌对分子进行斗争的故事。却也奇怪，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我们对此类影片，亦饶有兴致，看得津津有味，尤其当“特务”终被一网打尽时，更是拍掌大快。片中的中年警官马国哲上校，长方脸，军装毕挺，两道肩章平添一股英武之气，气质威严，而又不失人情味，令我印象极深。另外，本片的女角顺善亦令我难忘。她长得不算漂亮，却人如其名，自有一种纯朴良善之美。她在“五一劳动节”晚会的独唱，温柔婉转，一往深情，至今犹在耳旁。
《卖花姑娘》：一对卖花姐妹的悲情故事，哀婉动人，长久无法忘怀。当时凡看过此片的，无论男女老少，无不潸然落泪。我记得我是在湖南剧院看到此片的，当影片演至悲伤处，琴声幽咽，全场暗黑的人群，只听见一片抽泣。后见资料记载，此片之原作乃出自朝鲜领袖金日成之手，1934年创作于中国吉林。据说金日成素有艺术禀赋，极好音乐。童年时我曾听我姨唱一首怀乡之曲，极美，荡气回肠，后问之方知此歌系金日成原创。
《金姬与银姬的命运》：一对孪生姐妹，生下来不久便天各一方，各自在南、北朝鲜长大。姐姐金姬在北朝鲜成为一著名舞蹈家，幸福无比；妹妹银姬在南朝鲜则沦为酒吧歌女，倍受凌辱，苦不堪言。这样的故事以今天的眼光而看，当然十分可笑，然在当年，却极富艺术魅力，令我完全信以为真，且内心之感动，难以言尽。这对姐妹的生父，一位向往北朝鲜的左翼音乐家，他于临终之前所唱的《爸爸的祝福》，旋律非常动人，在当年观众中甚为风靡，至今犹忆；而那位金姬的养父，一位极有艺术气质的画家，优雅而凝重的神情，亦令我心仪。仍记得片尾处最后一句画外音：“让全世界的舆论来评论吧!”，气势磅礴，十分震撼。
《战友》：50年代的黑白片，中朝演员合拍，讲一对中朝士兵并肩作战的故事，非常感人。战斗胜利后他们与“阿妈妮”相逢的那一幕，演得尤为动人。那时很喜欢看这个片子，如果今天还能找到片源，真还想再看一遍。
《轧钢工人》：此片内容虽一般，但背景音乐却非常好听。男女主角在钢厂久别重逢的那一幕，有一首女声唱的插曲，温暖而柔情，竟多年经久不忘。
另外如《南江村的妇女》、《摘苹果的时候》、《鲜花盛开的村庄》、《一个护士的故事》、《延丰湖》、《永生的战士》等电影，那时都至少看两遍以上，但现已记不太清情节，只记得音乐很美，极具感染力。今天回想起来方知，那时在朝鲜影片中所领略的音乐，其实已不知不觉地影响了我的艺术品味。
越南影片
越南与朝鲜同为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但可能是因为长年处于战争状态的原因，就艺术性而言，越南片似不及朝鲜片。在我印象中，几乎所有我看到的越南片，其题材都与抗美战争有关，森林、田野、村庄、河流、天空，几无处不是战场，处处战火硝烟。难怪那时人们说“越南电影飞机大炮”。看过的越南片大多已记清具体内容了，还能记得片名的有：《森林之火》、《阿福》、《琛姑娘的森林》、《年轻的战士》、《山区女教师》、《回故乡之路》、《前方的召唤》、《英雄的昏果岛》，等等。比较起来，越南演员亦不及朝鲜演员长得漂亮。但《琛姑娘的森林》是一例外，那位女民兵琛姑娘，青春洋溢，明媚照人，令我印象极深。这种热带年轻女性的特有之美，在当时又确只有在越南电影中才能 |
| # posted by 洪声 @ 2006-02-27 01:12 评论(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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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林昭
2005-12-2
星期五(Friday)
晴 |
友人送来一张有关林昭的影碟，片名叫《寻找林昭的灵魂》。林昭其人以前曾略有所闻，我只大约知道她是50年代北大的学生，1957年被划为右派，但未知其详。打开本片后便感觉不同寻常了，那是一段被尘封的血泪之史，身临其境，内心的沉痛非笔墨所能形容。
本片系独立制片人胡杰的作品。1999年，胡杰耳闻林昭的故事，激动难抑，一念之下，便决计自拍本片。为实现此愿，他不惜放弃公职，全身心投入。千里辗转跋涉，逾四载春秋。本片非出自专业摄影之手，故光线和镜头都极其简朴，是非常写实和原生态的风格，但这种无华的风格反而有一种力量。
片中主要是林昭生前的亲友和同学对她的追忆，亦穿插了许多林昭的遗照和遗墨。透过这些遗照和遗墨，透过追忆的点点滴滴，林昭的音容呼之欲出。看一遍不够，又再看了一遍。我有一种说不出的震惊：我们这个民族，真的太麻木了，对于逝去的英魂，我们怎么竟会这样的漠然?若不是借着本片的追寻，这位如圣女一般的英雄，便真的几乎被世人遗忘殆净了。
林昭的生命历程大致如此：1932年生于苏州，1949年毕业于一所教会中学，1954年以江苏省文科最高分考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1957年被划为“极右派分子”，1960年以“反革命罪”入狱，1968年在上海龙华被秘密枪决，年仅35岁。
当年是谁下令枪决林昭，至今未见记录。一直到今天，她究竟因何罪致死，亦未见当局的任何说法。因遭密杀、灭尸，在她的骨灰盒中，未见遗骨，仅看到用一张文革旧报包着的几缕长发，青丝中渗着很多白发。片尾有一段记录更令我惊愕，这也许是人类行刑史上旷古未见的奇闻：当林昭被枪决的两天之后，居然有一位警员奉命到她母亲的住处，向她母亲索要了5分钱的“子弹费”。
在八年的牢狱中，林昭承受着精神和肉体痛苦的极限。不忍听闻的是，这位以“年青反抗者”自况的女子，为表达对体制的反抗，被剥夺纸笔后，竟常常用发卡或竹签剌破手指，以血为墨，前后写下了20余万字的文稿和诗歌。血书数量有如此之巨，且出自于一介弱女，这在人类史上恐怕也是空前的。
据林昭的北大同学张玲回忆，同学们常常叫林昭为“林姑娘”，她那走路时轻柔的样子，恰如《红楼梦》诗词所描绘的，“娴静似娇花照水，行动似弱柳迎风”。但谁能想像，这位如黛玉柔弱的女子，在狱中遭遇了怎样非人的折磨。她在文稿中这样写道：
“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不知玩出了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无论在我绝食中在我胃炎发病疼得死去活来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的情况下——月经期间，不仅从来末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来没有减轻，比如两副镣铐中暂时除掉一副。”
原北大《广场》主编、曾冒死以林昭未婚夫身份而唯一获准探监的张元勋撰文回忆，他们在狱中相见时，林昭曾这样向他描述过她的遭遇：
“他们可以唆使一群女流氓、娼妓一齐来打我，故意把我调到‘大号’里去与这些社会渣滓同室而居，每天每晚都要在他们的主使下开会对我斗争，开始这群泼妇也瞎三话四地讲一些无知而下流的语言，可笑的是她们竟连我是什么犯人都一点也不知道，骂我‘不要脸’！……她们理屈词穷，气急败坏，于是对我一齐动手，群起而攻之！”
“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纽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那些家伙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么肮脏！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
与林昭相比，我们是有愧的。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骨子里其实都非常软弱，面对暴政的逼迫，我们很难做到宁折不弯。慑于专制的高压，当“反右”的狂风大作，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噤若寒蝉。在高压的威逼下，人格失节，思想与行为严重分裂，这几乎是当年右派知识分子群体的普遍状态。他们或沉默无语，或忍辱认罪，或卖身投靠，罕有如林昭那样的异类，我行我素，大义凛然。
其实，探究林昭的思想演变，那也许意味深长。以政治信仰而言，林昭在青年也曾是热烈的“布尔什维克”，也曾对红色政权满怀敬意和期望。这位在中学曾受过基督教育的女子，建国初也一度因单纯幼稚而与教会和家庭决裂，甚至也加入到 “斗争者”的行列。而一旦曾被她尊之为“父亲”的当权者其真实面目昭然若揭时，她才如梦方醒。她的良知，她天性中的高贵，此刻便熠熠闪光了。
张元勋回忆说，1957年5月22日，“一个极闷热的晚上，在北大16斋东门外的马路上，一场激烈的口战正在进行”，当林昭看到曾与她政见相左的张元勋因右派言论在一片人海中遭轮番讨伐时，她逆流而上了。她踏上餐桌，用她那“夹杂着婀娜的苏州方言的普通话”仗义执言：
“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些人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所以，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我一直觉得组织性与良心在矛盾着……”
“你是谁？”当林昭忽被暗夜中一声严厉的质问打断时，她更义无反顾了：
“我是林昭！你记下来，双木三十六之林，刀在口上之日的昭！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工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
其实，只要换一种活法，林昭完全可以在那场风暴中偷安一隅，然而她做不到。就从这个夜晚开始，她踏上了不归之路。一场大醉之后，她变得缄默寡语，每日在北大的善本库中静读。从遗照上看，她并非特别漂亮，但因着内心的正直和高贵，她的气质亦悄然生出一种特殊之美。原北大《广场》副主编沈泽宜在本片中有这样一段回忆，令我印象至深：
“整个反右派已经到了尾声，几百个右派已经打出来了。我到南校门外的海淀的小店吃早点，一撩开门帘看过去，林昭在那吃饭。周围都是北大学生，之间没法说话。她抬起头看我一眼，我也看了她一眼，就这样漠漠地对视了一下。这就是永别。绝对没想到这是此生最后的诀别。我觉得比以前的林昭更加圣洁了，脸色苍白，严肃，一种圣洁的光辉……”
质本洁来还洁去。以林昭之圣洁，她无法忍耻偷生。在那个随时会遭杀身之祸的暗黑年代，她的激烈和决绝，真的令那些卖身苟活者愧死。反右期间，北大几乎所有的右派都在被迫检讨，唯独她坚决不从。监督改造期间，只要有机会，她就不会停止反抗。1960年，她因参与地下刊物《星火》而遭逮捕。1962年，保外就医的她，又因“扩大反革命组织罪”而再度入狱。入狱期间，态度之强硬，亦令狱方大惊失色。压迫愈烈，反抗愈烈，不屈不挠。
“一息尚存，此生宁愿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既然从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以来，我已日益之地看穿了那伪善画皮底下狰狞的罗剎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为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
“昨天，你们，那所谓的伪法院，假借和盗用法律的名义非法判处我徒刑20年，这是一个极其肮脏极其可耻的判决。但它确实也够使我引为叛逆者无尚光荣的，它证明着作为一名自由战士的林昭，吾至清操大节正气。”
当一尊假神彻底在她内心坍塌时，她开始反思和质疑。自1949年，在中国为信念而献身者，非林昭一人，但很少有人像她那样，在思想上走得更远。她彻底与愚忠、幻想分道扬镳。她不再将自己的思想贴上红色标签，而是以西方的自由民主精神为利器，直接将锋芒对准了体制。其洞察之深刻，言辞之尖锐，在当年也确少有人可以比肩。
“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护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辞藻的总汇和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
“每当我沉痛悲愤地想到，那些自称为镇压机关或镇压工具的东西，正在怎样地作恶，而人们特别是我们同时代的人——中国的青春一代在这条专政的大毒蛇的锁链之下，怎样的受难，想到这荒谬的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断送民族的正气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污着祖国名字而加剧时代的动荡，这个年青人还能不急躁吗？”
我想，在那样的年代，单凭她文字的新锐，亦可见林昭之不流凡俗了。但坦率地说，林昭的思想如果只是止于以上的高度，则仍不足以令人惊叹。事实上，仅仅只是以政治的视角来追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不幸之源，当年与遇罗克、顾准同道者亦大有人在，那并不为奇。而真正令我震撼的，是那位在信仰之途曾经迷失的林昭，又重新回归到基督的精神，这就有非同一般的普世高度了。正是因为这一点，她超越了同时代的志士。而她的灵魂一旦与基督精神中的慈爱、怜悯和公义相连接，她的生命即发出异样的光芒。仰望天际，她看见了上帝。
“作为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
“为什么我要怀抱着，以至对你们怀抱着人性呢？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的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看到这里，我默然了，只有片中传出的旋律如歌如泣。这是林昭生命后期的遗墨，也是在她遗墨中读到的最为感人至深的文字。我此时方能深味，是什么在支撑她惨烈的生命。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历史上那些受难的圣徒。这位自称“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战士”，除了她的抗暴精神，也向我们展示了她的另一种情怀，那是一种普世之爱，一种博大而深刻的悲悯，一种真正的基督情怀。中国近现代之斗士何其多也，而有此博大情怀者又何其少也。因为这样的情怀，林昭提升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高度。
林昭远逝了，不知魂归何兮。她遭密杀已近四十年，那些刽子手仍在装聋作哑。因当局之讳莫如深，一直到到今天，仍有太多的真相被掩藏起来。林昭被枪决前之五百多天内，所有与她在狱中有关的资料和证人，拍摄者均未能访到。而主流传媒漫长的、可怕的失语，也致使大多数受众不知林昭其人。苍天在上，没有人担责，没有人认罪，没有人忏悔。这实在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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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osted by 洪声 @ 2005-12-02 15:45 评论(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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